广东：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话题缘起

“创新驱动”是今年全国两会上出现频率最高的高频词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对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习近平强调要做好加减乘除，并专门解释了乘法即“创新驱动”。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助力新常态下“双中高”目标的实现。今年初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已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了部署，强调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总抓手和核心战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广东要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上走在前列，在地区生产总值以及结构调整上支撑全国，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奋斗目标，首先必须当好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

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是引领创新发展关键

王 珺

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为增长动力装置的更换，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转向中高收入阶段绕不过去的一步，谁在这个过程中走在前列，谁就能抓住机会，确立优势，争取主动。在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胡春华书记提出了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的总抓手和重大战略。这是主动适应广东在新时期加快转型升级、增创竞争新优势的发展需要。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需要动员与激励全社会一切可使用的力量与资源，共同参与创新活动。具体可在三方面进一步深化。

认识创新活动——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成为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所谓创新就是行动主体为提高收益而采取的改善技术与改进做事方法的活动。这种活动与一般生产活动相比，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以企业为主体；二是以投资作为各种因素的关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活动也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活动。

创新活动与一般生产活动的差异也有两点。第一，创新活动的内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某个人知道一些事而其他人不知道等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是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具体来说，企业或行动主体对创新活动的投资不知道能否会带来产出，带来什么样的产出或什么时候会带来产出。由于对这种投资所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而创新主体无法计算这种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这是创新活动与一般生产活动的最大区别。第二，创新活动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投资性活动。一般性投资驱动是将投资直接用于生产活动以拉动增长，创新驱动则是将投资先用于研发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研制出来的新产品与新工艺流程，提升品质，提高效率与推动增长。一些人认为，实施创新驱动就不需要增加投资了。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创新驱动不是对投资驱动的一种替代，而是一种投资方式的改变。之所以选择这种投资方式，是因为在一般生产活动出现产能过剩下投资这种行业的回报率降低了，这就必须选择对创新活动的投资。但是，由于创新活动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不足。如果企业对创新活动投入不足，无疑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以激励企业更多地投资研发活动，就成为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适应创新需求——空间集聚成为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

既要推陈出新，又要降低风险是企业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积极反应。要使这种反应更具普遍性与可持续性，空间集聚成为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增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好国家高新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领头羊作用。这表明了主动适应创新需求的政策取向。事实上，经济活动本身从来就不是在各地均衡或随机分布的。与一般生产活动相比，创新活动的集聚性更强。一方面是追求知识外溢，另一方面是分散孤岛式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所以，哪里获得的外溢知识更充裕，他们就会在那里集聚。大城市的专业性部门与专业人才较多，容易集聚创新活动。2013年，广州与深圳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广东省GDP总量的48%，而这两个城市R&D支出占广东省研发支出总和的80%以上。

在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中，需要处理好创新驱动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创新驱动发展并不意味着各地均衡地设立科技园区。如果这样做，不仅会造成新一轮的“一窝蜂”重复建设，而且会导致各地为争夺高端人才而限制创新要素流动，从而影响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事实上，各地资源禀赋、要素集聚、发展阶段、产业链上的分工位置都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是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也有利于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引领创新发展——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的核心是金融体制创新

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是引领创新发展的关键。对于创新来说，体制创新的核心是金融体制的创新，特别是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培育与发展。金融创新将优化资源配置并提升企业家精神，最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可从四种渠道提升生产率：一是评估潜在企业家并选择最有前景的项目；二是将金融资源配置到最有前景的项目；三是分散由不确定创新活动带来的风险；四是揭示创新活动创造的潜在回报。由此形成“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实现—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的联系。

50年前，美国研究与发展基金资助的数据设备公司上市使该基金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种偶然的发现，使美国找到了风险投资作为用私人资本投资新企业的一种有效机制。这种投资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硅谷得到了广泛应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脑与互联网的兴起，这种投资方式在发达经济体中得到普遍推广。风险投资主要不是从银行金融机构产生的，而是来自于成功的企业家用他们积累的资本投资当地所熟悉的新项目、新企业。当然，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的成功在起步初期也与政府的专项资金资助相关。当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设立了公共性创新扶持基金，但是，为什么不是所有设立这些扶持基金的地区都形成遍地开花的集聚创新格局？关键在于，设立了这种创新扶持基金的地区能否有效地吸引到新项目与新企业，这些新项目与新企业能否有效地得到孵化并上市，这些已成功的企业家能否用他们的资本积累投资新项目与新企业。20多年来，深圳能成长为一个最具活力的创新城市，与其已成功的一批企业家用他们积累的投资作为风险资本重新投资当地有前景的新企业相关。深圳的经验表明，当成功的企业家作为风险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时，往往把工艺技术、创业指导、运作经验与产业联系网络都带到他们投资的企业中，并给出战略性发展建议以及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等。如果不熟悉与不可控，那么，风险投资者是不愿意投资的。可见，创新驱动不仅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而且这种投资也是与投资者的创新指导、对新企业的风险可控密不可分的。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