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五大前沿问题（4）

关于司法领域去行政化问题，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司法体制不完善问题。这方面的改革涉及到组织人事制度也要相应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司法系统队伍是按照公务员的要求来管理的。公务员管理其实也就是行政管理。依照目前管理体制，要做到一点行政色彩都没有是不现实的。但是，行政色彩太浓这就叫作行政化。不去除行政化就谈不上司法体制改革。比如，现在的体制是法院院长领导副院长，副院长领导庭长，庭长领导主审法官。这就叫行政化，这样的行政化不去掉，就无法做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还比如，现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考核体系的某些指标如改判率和发回率等，还有行政色彩。这些考核指标会迫使下级法院不得不请示上级法院。容易造成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办案或审理的干预。因此，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就必须解决司法领域的去行政化问题。4、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教育中分类指导问题。关于法治文化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法治文化是制度文化，它是在不断推动法制完善和发展基础上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比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要难，对此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法治路程。但是还不能说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法治文化是一种深层次文化，它对社会和谐和公民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乱像;有些领导遇到法律法规对自己或本单位本部门不利时，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变通”；还有不少依法依规就可办妥的事，却热衷于去找关系找门路去办，等等。这些都是法治文化不成熟、不完善的表现。而要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这是要以法治文化成熟为前提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任重道远。当然，我们对此要充满信心。

法治教育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应该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次“五年普法教育”，我国法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果。我们讲法治教育要分类指导，不是说普法教育对于不同群体的要求不一样。而是指在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中开展法治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应该是不一样的。正如《决定》指出:要“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就以学生这个群体为例，目前在校大学生的法治公共课教材是《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本书是集中全国这方面专家集体编写的。此书几年磨一剑，应该说质量是高的，在近几年大学公共课教学中发挥了很好作用。但是此书就不一定适合中学生。法治教育应从娃娃抓起。而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进行法治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应该是有不同的。

5、关于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问题。《决定》用很大篇幅论述了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问题。这是因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人。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对于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十分重要。

笔者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实际上提出了要建设一支中国特色法治工作队伍这个重要问题。前已述及，按照公务员的标准、规章和办法等来要求和管理法治工作队伍，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行政色彩浓厚、考核指标不科学等。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法治工作队伍应该是既讲政治，又懂业务。既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又能够在一定范围选拔和交流。中国特色法治工作队伍是由这三支队伍组成。一是由立法、司法和执法人员等构成的法治专门队伍，二是由律师、公正员等构成的法律服务队伍，三是由法学教师、研究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等构成的法律人才队伍。目前，我国法治专门队伍从高校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选拔人才，从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干部中录用人才，这方面我们既有经验，又有一套成熟的体制机制。但是要打通我国法治专门队伍与律师、法学专家等的通道，就不容易了。因为这涉及我国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因此，要建立一支宏大的中国特色法治工作队伍，必须进一步推进我国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密切联系。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与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姐妹篇，会有更深的体会。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