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2）

二、移动社交网络上流行的六大类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

近日，继“微信十条”之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再次发布“账号十条”。这是国家依法管网治网的重要举措，对维护移动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在移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主要有六大类别：

1.以“揭秘”的方式，为汉奸地主卖国贼正名，同时抹黑人民英雄，企图直指党的意识形态“虚伪”。散播“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真相揭秘”等文章，为历史上的败类洗白。同时，用公众号疯狂传播“焦裕禄的事迹是两个人拼凑起来的”等抹黑人民英雄、模范的诡文。此外，一些露骨攻击马克思、列宁的言论，也被广泛传播，其用意不仅在于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且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形象进行根本性颠覆。

2.在为“民国热”推波助澜的同时，不停抹黑中国共产党。散播如“关于抗日，我们却依然活在欺骗中”、“到底是谁不尊重历史？难怪日本人不道歉”等错误言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敌后根据地牵制日军大部分兵力、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中流砥柱作用。

再看如今影响最大的谣言“我国三年自然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这一谎言已经流传了多年，在老一代人中影响并不很广泛，但现在通过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很多青年人却知道了也相信了。虽然近年来杨松林和孙经先两位先生著书发文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谎言，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得不到某些网络媒体的青睐，传播受到阻碍。　　

3.鼓吹“体制之恶”导致中国国民性“低劣”。“中国式过马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等文章用中国个别游客在其他国家的不良言行、某些中国人的不良习惯，如乱穿马路等，来说明中国人素质低。更有甚者将国人素质低归因于“体制”，认为西方国家国民素质高源于“几百年宪政民主，养成文明素质”，用“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体制胜利”、“美国为什么没有腐败”等文章影射中国体制不如西方，迫切想用资本主义宪政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而极少数中国商人为了营利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个体不法行为，却被上升为中国人“命贱”，也归因是体制造成的。更有甚者在这些段子中使用“天朝”、“帝都”等词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首都北京进行指代，企图使人进入一种“此朝此代是邪恶”的语境，为“来生不做中国人”这样的叫嚣做铺垫。

4.编造虚假信息，企图煽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由于多数网民不具备对所接收的信息进行甄别的能力，少数写手便肆无忌惮地编造虚假数据、篡改事实。甚至有以下几点被反复“论证”：一是税负，说我国是税负最不合理、是世界上税负最高的国家；二是护照，说美国护照上写着“不管你身处何方，美国政府和军队都是你强大的后盾”，而中国护照上写着“请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三是收入，不说私营企业内老板和工人的收入悬殊，而说供电局抄表工年薪达30万等虚假信息，然后话锋一转，说就是因为国企垄断，所以才会无法无天。这些谎言不仅搞得网络一时乌烟瘴气，甚至有时还信众芸芸，群情激愤。在上面铺垫的基础上，把欧美日描写成没有矛盾、没有贫富差距、只讲民主自由的人间天堂，而我们的百姓却只能“吃地沟油”、“听天由命”。

5.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群体，如官员、教师、城管进行集体妖魔化。这种妖魔化对准了公职人员，如官员、城管、医生、教师和国企职工等，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公职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主义体制，妖魔化这些群体就等于妖魔化了体制。当这些群体中的某个人因言行失当或触犯法律时，少数写手就会极尽煽动之能事将个别问题暗示为整个群体存在的问题，从而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继而得出结论：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解决政治制度和“民主”问题。妄图给党和政府造成舆论压力，激化社会矛盾，使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6.利用突发事件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使其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治信誉。在突发灾难面前，罔顾事实真相，捏造“事实”让群众怀疑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政治信誉。比如在5.12大地震发生后，网上一些人指责政府相关部门不能预报地震，然后又指责部队行动迟缓，说在官僚的眼里，人民的命不过是草芥，等等。事实是，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预报地震，科学家们只能推测某地在某段时期内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此外，汶川大地震发生三小时内政府就派出部队救灾抢险，这种效率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即使这样，还有人借机歪曲真相，真可谓是居心叵测。

三、如何在移动网络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010年6月美国参议员提出《像保护国有资产一样保护网络空间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美国发生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命令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网络服务商停止服务，其他以美国为基础的网络服务商都必须接受美国总统的管制，任何不听指挥的人都将被罚款。根据法案，任何被国土安全部列为“依赖”因特网、电话系统或是任何美国“信息基建”的公司，都将受国土安全部内新设的国家网络保安及通讯中心指挥。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资产。那么，我们该如何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加强网络监管，掌握网络管理的“总开关”。在目前情况下，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应效仿美国和英国的对策。美国的《爱国者法》规定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访问用户的数据。英国《通信数据法案》（草案）也将起到与美国《爱国者法》类似的作用。近年来，赋予政府更多权力和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监管，已经成为各国互联网立法的趋势。我国也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应急机制。

其次，重视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正面宣传。既然目前网络上流传着种种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那我们就应该在各种媒体上开展大规模的正面宣传。坚决查处和清理移动社交软件里传播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信息的公众帐号，鼓励开设积极传递正能量的公众账号。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史、党史的研究和宣传。防止敌对势力利用“文革”等挫折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而疯狂抹黑我们党及领袖；同时，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面临危机的分析。一些人按“报喜不报忧”的逻辑美化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社会，而关于近年来资本主义全球性危机与困境所暴露出的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弊端却只字不提。对此，我们要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贫富差距、经济危机并最终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规律及趋势，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