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不可及或近在咫尺：北京街头的赵登禹记忆

朝夕相处的并不一定会铭心刻骨。就像赵登禹路，始于西城区白塔寺东侧，在岁月的长河中悠悠流淌了６７年，但在此居住或行过的人们却并不一定熟悉它那沉甸甸的过往。

对媒体工作者王宁来说，“赵登禹”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陌生：缴纳交通违章罚款，他得去赵登禹路上的西城区交通支队，而他家正对着赵登禹学校。

刘子全，一名来自四川广元的清洁工，为这条路做了１３年的保洁，至今不清楚赵登禹何许人也。当被问及这条路的历史，他建议去问一问“老住户”。

在北京数不清的道路中，赵登禹路是以抗日将领命名的三条路之一。它与佟麟阁路、张自忠路，是中国首都少有的以人名命名的道路。

１９４７年，全面抗战爆发１０周年，北平市政府为纪念“卢沟桥事变”后英勇牺牲的国民党抗战将领赵登禹，将北沟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路曾一度被易名为“中华路”，直到文革后才改回来。

遍寻这条全长近２公里的道路，除了路标和门牌号上的“赵登禹路”外，将军的痕迹几乎了无踪迹。

离开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街道，走进四合院与大杂院交错的胡同，只见老辈人守在自家门前。他们对这条路的历史也语焉不详。

一些人知道赵登禹是位历史人物、“好像上学时历史书上提到过”，但一深究其详，却都是一脸迷茫。

就连赵登禹之女、８０岁的赵学芬也对记者说：“很多人都以为我家住在赵登禹路上，其实我们对那条路一无所知。”

    父亲

全民族抗战爆发那一年，赵学芬还不到三岁。她对父亲的了解，是后来回老家山东菏泽听乡亲们介绍、搜集资料才一点点形成的。

文革期间，因为害怕，家里留下的父亲唯一的照片也烧掉了，此事令赵氏后人惋惜不已。

也就在那个时期，赵登禹墓被破坏，赵登禹路也改称“中华路”。１９８０年，赵登禹墓得以重修。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将此路恢复原名。

赵学芬遍访各地报刊库、档案馆，探访相关人士，又找到了一些父亲的照片和资料。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赵学芬认识了当年２９军副军长佟麟阁之子佟兵，与其他抗战将领后代一起，为纪念抗战老兵事业不懈努力。

在赵学芬等人的积极奔走下，１９９７年全民族抗战爆发６０周年之际，北京市大红门中学更名为北京市赵登禹中学。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就是在大红门，时任２９军１３２师师长的赵登禹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年仅３９岁。７月３１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后来赵登禹中学与嘉园小学合并成立九年制北京赵登禹学校，赵学芬任名誉校长。

在赵登禹学校的教学楼前，身着戎装的赵登禹白色塑像，注视着进进出出的师生。９岁的赵秀泽是在入学第一天的开学典礼上听校长讲述赵登禹和学校的历史的。

今年清明节，他与同学第一次到卢沟桥附近的赵登禹墓祭奠、敬献花圈，并在墓地旁的松树上系上自己写的小卡片，希望长大也能像将军那样做个有用之才。

    记忆

从地铁１４号线大瓦窑站向西步行约三四百米，就是赵登禹将军墓。若非到旁边的公交站换乘，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就葬在这里。

墓地附近，散落了一些被风吹落的卡片，那是赵登禹学校的学生祭扫时留下的。旁边，一个不明用途的小屋，貌似已被废弃良久，有乞讨者在此借宿。

据附近居民讲，除了清明节和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平常很少见到有人来瞻仰将军墓，也没见到有人专门来打扫、管理墓地。

令赵秀泽不解的是，一位拿大刀英勇杀敌的大将军为何葬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赵学芬认为，目前中国年轻一代对抗战历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今年，中国确定９月３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１２月１３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人们期待，这些纪念日能令更多人重温中华民族饱含血泪的过往，珍视和平。

作为赵登禹学校的校长，徐唯要求每学期的开学典礼都要讲赵登禹的故事，老师也会带领学生参观学校常设的赵登禹将军事迹展。

目前，学校正在扩建展室，计划建成小型的赵登禹将军纪念馆，融合实物、图片、音视频资料，也在考虑建一个喜峰口战役或南苑阻击战的沙盘，通过电子屏进行多媒体展示。赵登禹的爱国精神也被写入赵登禹学校校歌。

６月底，副校长仇明堂带队前往将军家乡菏泽，除了从当地的赵登禹纪念馆带回大量的图片和历史资料，还与当地的登禹中学结成友好学校。对赵登禹将军的纪念，让北京和英雄故里的孩子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的赵登禹将军纪念馆将在今年９月１日学校开学时正式启用。

然而，对于没机会走进赵登禹学校的不少孩子，将军和他的大刀队在长城脚下喜峰口与日本侵略军的鏖战，可能是遥不可及的。

住在赵登禹路５４岁的楚先生希望赵登禹路上能设立纪念馆或宣传栏。

他说：“我希望我的后辈能自豪地跟人说，我住的街道是以一位抗日英雄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