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关系：“和而不同”才是正常态

法纪松弛时，称兄道弟、勾肩搭背，搞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甚或结成利益共同体；高压反腐了，“不接电话，不批文件”“不吃、不拿、也不办”。这都是极不正常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据报道，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们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须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6日电）

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权力）是管理经济运行和市场秩序的，“商”（资本）是追逐利润的，“商”是受制于且有求于“政”的。因而，“商”通过正常途径、正当方法如果不能实现预期，就可能找非正常途径、用非正当方法去获得；如果通过非正常途径、非正当方法能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就更舍得“投入”了，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就是拿钱敲门、用钱开道。“政”（掌权者）如果因为权力而能获得薪俸之外的钱财，大概没有多少人不乐意，但又不会不有所忌惮。因而，就会出现开头说的现象。

政与商的关系，既非鱼水，又非冰炭，也非猫鼠，都有些成分，但都不全是。好象普通人际交往，肯定可以握手，但不至于拥抱甚至勾肩搭背；比如一般业务往来，肯定要见面洽谈，但不至于酒肉相待。希望政商关系如“君子之交”而淡于水，可能过于理想化，因交往而产生交情了乃人之常情，当今中国即脱胎于传统的人情社会。希望政与商 “相忘于江湖”则更不现实，“政”有施行管理的责任，“商”有接受管理的义务，怎么可能“相忘”而不往来？

政与商的关系最怕的是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因而关键不在于怎么割断和隔绝 （实际上也无可能），而在于如何厘清和理顺。通过严明立法、严格执行，一方面，真正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力逐步进而全部放给市场（商）；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掌权者（政）必须履行的职责和履职的情况逐步进而全部曝晒在太阳下面，规定并实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若“政”有违反，则不是规之以纪、绳之以法，就是降级、免职、下岗。另一方面，对“商”规定并实行 “法有禁止不可为”“法无禁止方可为”，若“商”有违反，则不是被罚没，就是被逐出局。如此，则有权一方和有钱一方都不能任性，政与商各安其位、各行其道。

任何社会里，“政”与“商”都不可能完全“井水不犯河水”，权与钱从来就是一对“冤家”；同在一个口腔里，牙齿免不了要咬到舌头。要“政”与“商”都遵规守矩，不能完全指望其自觉；要“政”与“商”都履行其责任担当，不能完全依赖其主动；集中清理整治当然能解决问题，但任何“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幼稚可笑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依据形势的变化、适应发展的需要，既严明规矩和法纪、严格执行和操作，又逐步把规矩和法纪上升为制度，努力使“政”与“商”各守其本、各持其真，进而渐渐将制度升华成文化，使其成为“政”“商”关系的道德底线，再融进下一代“政”者“商”者的精神血液里。这种政商文化，借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和”者，和气相待，和谐相处；“不同”者，政不逐利，商不羡权，不勾肩搭背，不互相利用，不同流合污，不结利益共同体。这才是政商关系的正常态。

当然，即便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政商文化，也只能说那时的政商关系总体上是良性的、健康的，而不能完全杜绝政商勾结的个案和现象。又当然，解决起来容易多了，一般不至于使铁腕、出重拳、大动干戈、集中整治，因而也可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如本文开头说的第二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