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的创新投入不一定全部反映在当年的增加值中,创新从投入到经济产出存在一个滞后期,或者说创新投入到经济产出的周期要长于一年。一些学者研究了194家中国创新型企业,发现从企业研发投入到发明专利申请的滞后期为1至2年,其中第2年关联性最强,而后相关性降低。因此,放大到经济体,对创新度的计算以三年为周期较为适当。
最后说排放率。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是生态友好的,也可能是生态破坏的。如果是生态友好的,必然要通过创新最大限度地控制或减少排放,或者说单位增加值的排放最小化。所谓排放率就是单位增加值的排放量。鉴于当前的统计基础和低碳经济的特点,在可使用的三废排放指标中,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可采集性、可比较性和可获得性最好,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把排放率简化为单位增加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二氧化碳排放率。
生产率、投入率、排放率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单独看任何一个指标都只是必要条件,结合在一起就是经济体创新程度。也可以由此合成一个创新度指数。
有人提出,评价经济体创新,应考虑科技论文指标。我们认为,如果科技论文尚未进入经济过程,那它对经济体创新就没有贡献;而如果科技论文已经进入了经济过程,那它就已经反映在生产率中,以及研发投入中。因此,科技论文虽然是一个科技指标,但在衡量经济体创新程度时,单独列出就是多余的。
还有人提出,评价经济体创新,必须考虑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制度性因素。我们认为,一切创新都与制度性因素有关,但这些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最终必然通过创新转化为生产力,体现在生产效果上,因此已经包括在生产率的指标中。不存在制度很好、但生产率很差,或制度很差、但生产率很好的情况。如果在生产率指标之外,再加上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制度性指标,不仅交叉反复,而且后者的随意性也比较大。
以中国为例,根据生产率、投入率、排放率三个指标,我们得到四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中国已经由低创新度经济体上升为中创新度经济体。但与高创新度经济体还有量级的差别。
第二个判断,中国正处在向高创新度经济体起飞的准备阶段。在今后的五年内,中国将开始创新起飞,创新起飞阶段的持续时间估计需要10年以上。创新起飞是后发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和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创新驱动的国民经济高端化过程。
第三个判断,创新起飞准备阶段的重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排放产出率。
第四个判断,启动中国创新起飞的关键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
以上四个判断,也符合质性研究的结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创新能力已经实现大幅提升,在个别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跑阶段,在航天、深海、大型计算机、高速铁路等领域已经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在很多细分市场上,特别是在民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些居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技术和产品,如陶瓷太阳能系统等。201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达到2.1%,2013年就已经超过欧盟28个成员国的总体水平。这种情况与中创新度经济体是相称的。当然,中国总体上缺乏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引进为主的格局尚未改变,自主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又是与创新起飞准备阶段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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