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新加坡奇迹”的三个追问（3）

限于篇幅，追问就此打住，只再简单谈谈关于李光耀成就和“新加坡奇迹”的几点想法。

第一，李光耀的治理之道，其实很难找到政策上的创造和创新，每样政策，不拘巨细，都清晰可见对他国经验的“拿来”，从英国，从日本，从美国，更从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拿来。虽乏创新，但李光耀的“拿来”和拿来后自行搭配的眼光，实在称得上卓越。

第二，李光耀师承主张“一步推动，一点一滴改良”的费边主义和建立多元主义国家的英国思想家拉斯基。李光耀受过严格的英式法律思维和实证思维训练，其实用主义，仔细思量更近于实证主义，如果被当成功利主义甚至急功近利，恐怕是严重误读。

第三，新加坡走的不是西化道路，但也不是一些西方媒体评论认为的儒家现代化道路，可以说是一条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以合铸新加坡之璧的亚洲现代化道路，儒学与西学，在实践中无法也不应该根据体用之分来取舍。

第四，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先于发展，从而在亡羊之前提前补好了漏洞。已经有太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表明，经济发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可能推迟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导致发展难以持续。本文的三个追问，都可以在新加坡先行一步、未雨绸缪的制度设计中找寻答案。比如，新加坡各族群和睦相处，是这个移民国度稳定的基础。李光耀不顾强大阻力，力推以英语为第一通用语言，除向国际求生存，这也是重要考量。新加坡没有少数民族政策，或者说，没有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但具体制度设计中，严格防止单一种族的聚居，比如政府建设的“组屋”，各族裔有固定的入住比例，房屋买卖也得受这一比例限制，看似简单，却非常奏效。一句话，制度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方面，新加坡经验值得我们做更进一步研究。

当年，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报告认为，越过陷阱的13个成功经济体有5个共同特点：第一，都是开放型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当时，该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说：“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

斯宾塞单纯从经济角度讨论发展问题，李光耀的视角或许是很有必要的补充。他在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总结说：“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回看上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中世界，拥有第一个条件的很多，第一和第二个条件都满足的也有一些，三者俱备的则凤毛麟角。3月29日在李光耀的国葬仪式上，他的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悼词中也意味深长地谈到这一点。他引述父亲生前的话说：“尽管发展我们的经济非常重要，发展我们社会的性质同样重要。”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每个国家都注定要走自己的道路，他国经验教训只能参考借鉴却无法复制。何况我们现在了解的新加坡发展史，实是由李光耀和他的战友叙说的，基本限于主事者的单一视角，很可能还存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需要继续校正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