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新加坡奇迹”的三个追问

新加坡1959年摆脱英国直属殖民地身份成立自治邦，时年35岁的李光耀上台执政，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1965年新加坡建国，李光耀接着当了25年总理，直至1990年改任国务资政，然后当内阁资政，实打实地整整“资政”20年，直到2011年他一手缔造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空前受挫，他才退出内阁，但影响仍然无处不在。

31年总理，20年资政。其间，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领头羊，“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196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428美元，1989年便已突破1万美元，2014年达到5.6万美元，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排名世界第八。另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报告，2014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上，新加坡位居第二。而在透明国际反腐榜上，新加坡的廉洁指数多年来稳居世界前十。今年1月出炉的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新加坡连续16年全球第一。

“新加坡奇迹”向来举世惊艳。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早就说过，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走上一条“进步的捷径”，而李光耀身后备极哀荣，亦令这条“捷径”到底是什么，优缺点又是什么，再度为世界所热议。但是，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并非仅仅是“威权政府+严刑峻法+自由贸易+通用英语+跨国公司+全球人才+花园城市+科技教育+儒家文化+冷战时代的国际便车……”这么一张可以不断罗列下去的清单，最起码不应这样简单地叠加堆积，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是什么使这一切产生了化合反应，导致“捷径”效应?

第一问：新加坡为何没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狙击?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60年，共计10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到2008年，它们当中仅13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新加坡在1960年，连中等收入国家都还不够格，甚至于连国家资格也还没有具备，为什么能够50年来发展曲线一路向上，就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只能滞缓却未曾倒转其向上势头?

这个问题，不应该仅用“国家太小”这样轻轻一笔带过。的确，新加坡至今也还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建国时人口不过100来万，如今亦只500多万，刚过我国国务院2014年11月对特大城市的最新设限。但是否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口和国家规模决非决定性因素。在东亚，还有一个也基本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就直接晋身发达世界的国家，那就是人口超过一亿的日本。李光耀多次表示，他虽痛恨二战期间日军在新加坡的暴行，但又受其权力运用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严刑峻法的效力。日本与新加坡当然截然不同，但在注重整体发展、共同富裕、政治清廉、精细管理、秩序井然、整齐清洁、人才培养、劳资和谐、犯罪率低、失业率低等方面，共性多而突出，这应当不是偶然的，至少两国的发展可以共同证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场后发现代化国家必然遭遇的埋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