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底线思维与战略谋划（2）

第三，追逐着物质积累的同时忽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进而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危及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政府只要GDP，民众中“金钱拜物教”盛行，以至于道德滑坡、贪腐横行、诚信缺失，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面临信仰危机。这种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违背了自然界生存规律，也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得发展越发不平衡。从国内看，主要表现在基尼系数扩大，2013年达到0.473，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并复杂化，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从国际上看，这种发展模式将长期陷中国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中低端，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越发依赖国际进口，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这种靠低成本扩张贸易与经济增长红利吸引海外投资而形成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模式将进一步造成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进而限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过剩产能的消化，严重时将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就不能再按以前的老路继续走下去，这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首先，“新常态”是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三期叠加”状态，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以前的高速发展模式已经后继乏力，必须换成中档，并以此为代价换得经济发展的提质增效；结构调整阵痛期，即在优化结构的调整中会清理掉过剩产能，导致很多工厂破产、失业增加，甚至会出现部分民众生活和收入水平下降，社会局部动荡的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即前30多年、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实行了一揽子经济大幅刺激计划导致的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和货币超发等负面后果要逐步消化，既不能短期刺破泡沫引发大规模的动荡，更不能继续吹大泡沫，将矛盾后延，击鼓传花，不愿担当，所剩只有逐步消化了。但是，对“三期叠加”的调整应该有个合理的区间，即“上限”为防止通货膨胀，“下限”为稳增长、保就业。一般认为，2015年上限为通胀不得超过3%，下限为经济增长在7%左右，从中长期看，到2020年上限为通胀不得超过4.8%，下限为经济增长不得低于6%。一旦超过即可视为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才可以加大刺激力度予以缓解。

其次，在现实局势下，“新常态”凸显了以下九大特征：第一，消费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第二，投资从以前大规模高强度的传统产业的政府主导型直接投资向创新投融资体制，激发各方投资热情方向转化；第三，在出口成本优势逐步减小的情况下，通过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加大高科技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的力度，将产品生命周期向亚非国家拓展；第四，传统产业过剩日趋严重，要加大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在科技创新、解决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大力发展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的产业组织；第五，在劳动力优势逐步消失的背景下，更要注重发挥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尤其是要使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最大限度的激活生产力；第六，市场竞争由数量扩张、价格竞争向质量、差异化方向发展；第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逼近上限后，只有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转变；第八，经济下滑时，各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性化，因此在控制总体风险的情况下，要抓紧去杠杆，并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第九，目前使用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在不断递减，必须灵活细化运用各种针对性的微调措施，创新调控方法，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更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尤其在调控中要冷静耐心，更有定力，不能像2008年那样“美国感冒，我们就立马吃药”。

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加速我国“新常态”的形成

美国经济在2000年达到巅峰，“911”后开始逐步下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至今未了；日本经济陷入近20多年的低迷未见起色，安倍大规模宽松刺激政策几乎失效。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最复杂、最不确定的低增长、高失业的新阶段。IMF在最新报告中预测，2015和2016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3.5%和3.7%，比2014年10月的上一次预测均下调了0.3个百分点。这些都将直接对我国的出口增长形成制约。

政治上，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崛起采取围堵干扰遏制的策略，以至于中国周边麻烦不断，领土争议此起彼伏。从东北亚沿东海、南海到印度、西藏直至新疆边境，无处没有美国联手各国遏制中国的影子。再加上朝核问题日趋复杂，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以及中东伊斯兰国的兴起，沉积已久的巴以冲突、叙利亚危机、伊核问题等，使得中国在能源战略上更显不确定性，我们已经失去了前30年相对友好、安宁的国际环境。这对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下滑，拓展国际市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判断，世界无大战，中国周边无战事，随即不断裁军，一心搞建设；而今我们不得不为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做准备，至少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建设有了不确定的影响。

在经济上，美国也开始封堵中国，绕着中国周边搞出一个TPP和一个TTIP，试图越过中国重新制定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新的自由贸易规则；继续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对中国境外投资施行各种贸易壁垒，对人民币不断施压；同时希望继续保持一个“旧常态”的国际分工，建立所谓G2合作，即中国继续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出口美国供美国人消费，中国再将其赚取的外汇回流美国国债市场发展美国经济；美国在结束了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政策后，几乎完成了结构转型，经济又显回暖迹象，正准备加息，一旦加息，将会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不确定影响，正如瑞银集团在发布的《全球新局势》白皮书中警告说：“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对新兴市场具有破坏性。我们需要谨慎的宏观审慎措施，来确保货币周期内的平稳转变。”另一方面，在新型经济体中中国和印度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而巴西和俄罗斯又陷入了高通胀的困境之中被迫不断加息，货币政策的不一致，导致外汇市场波动、国际资本异动，给原本脆弱的全球经济带来诸多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