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底线思维与战略谋划（4）

所谓外“缓”内“急”，首先是对外要“缓”。国际局势对中国已经不像20多年前那样宽松和友好，局部战争也不是遥不可及，但我们应采取一切措施缓和与有潜在冲突国家的关系，坚持在主权和领土等核心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的原则下，尽可能通过合作共赢、亲诚惠容的策略化解矛盾。尤其是在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上，要坚持合作为主、竞争为辅，不要明确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少些无谓的口舌之争。应更多地捆绑与美国的经济利益，使得彼此成为实质上的利益共同体。但在军事上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有限合作的原则，这是捍卫我国主权和利益的根本所在。我们在继续“韬光养晦”的同时，更要“积极作为”（经济上尤应如此），时间在中国一方，只要不卷入战事，我们就能抓住（或许是国际上最后的）战略机遇期，20年后“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孟德斯鸠曾说：小国亡于外敌，大国亡于自身。尤其是从现在开始的10年和平建设期将关乎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和最终崛起。2014年一年中国对外战略可圈可点，从金砖银行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从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到推进贸易便利化，中国正以“和”“缓”的“新常态”不断增强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粘合力”，只要我们能坚守既定的目标，改变以前“单向依赖”，向“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的方向发展，我们就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和平的局面就能维系。其次是对内要“急”。正是因为周边不安，才要求我们处理国内事务要“急”，改革等不得、慢不得，但不是急躁，而是外松内紧，对每项改革都列出时间表，一年多来新一届领导人从容治国、紧迫理政的风格让人民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

“新常态”时期，无论内外，坚守战略定力是第一要务——要有围棋思维，即立足全局、着眼中长期（5～15年），不要斤斤计较于一时一地之得失，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之上策，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强者。

面对“新常态”，要坚守底线、激活市场、灵活调控、积极创新。中国晚清著名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先生在比较、考察中外政治体制之后得出结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事物都是发展的，世界没有一个制度是静止不变、完美无缺的，都有利有弊，重要的是不同时期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体制和道路就行，改革也无所谓早晚快慢，重要的也是恰逢其时，抓住机遇当改即改方可见效。为此，面对“新常态”，笔者建议如下：

其一，坚守单一制政体的底线，高举“一体两翼”大旗，积极创新体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从容跨过“新常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政治学上讲，当今世界上政治体制有三种，即单一制、联邦制和邦联制。每个体制都有其优缺点，不能抽象地比较谁比谁更好，如单一制效率高、风险也大；而联邦制效率低、风险却小。我国现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在中长期内必须加强集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方意志和力量实现民族振兴，因此我们的底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同时要高举“一体两翼”的大旗，才能开创新局面。所谓“一体两翼”，即将建立一体——“公平、正义”的社会作为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以两翼——改革和法治作为其实现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调和（孙中山先生曾强调：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社会调和），激活市场力量，充分开发民智，积极创新，不动摇党的领导，不破坏社会稳定的一切手段、理论、经验都可以为我所用。

“新常态”下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阵痛以及凸显的矛盾最终都和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有关，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就是从法治层面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开出的有效药方。上个世纪90年末以前政府提到改革时，人们首先想到是制度改变会给我们绝大多数人带来好处，那时人心思变，人心思改；而现今既得利益集团基本成型后，一提改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改革是不是对我有利，有利于我就积极响应、快速推进，无利于我就采取明支持、暗抵制、实拖延的方法。所以，今天的改革之所以异常艰难就在于谁都将改革挂在嘴边，但提出改革者未必知道究竟如何改，甚至未必真心想改，而所有被改革者（包括各级改革推行者）首先想到的是改革动没动我的奶酪，个人如何在改革中趋利避害？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明确共同的目标和旗帜——公平和正义。而一旦有了“公平和正义”的制度目标，改革就有了方向，开放就有了吸引力，而“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一旦建立，中华民族自然就能复兴，何愁国不强民不富？“中国梦”不能实现？有了“公平和正义”的目标，就可以找到最大利益公约数，就可以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为我所用，无需拘泥于某一种或几种理论的束缚，在国际国内社会上就能最大限度地熨平意识形态上的口舌之争。为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打开巨大的国际空间，进而为我们从容度过“新常态”时期赢得时间。而另一个手段——法治也可以成为有主的“保镖”，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就能顺理成章，为建立“公平、正义”社会而实施的法治必将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就自然被赋予了永久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