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底线思维与战略谋划（3）

由此可见，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将加快我国进入“新常态”的步伐。

欧美经济开始向实体化回归，将进一步对我国“旧常态”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带来的就业产生巨大冲击，也是对当前我国进入“新常态”的巨大考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多年“去工业化”后已经进入了以高劳动力成本、高福利社会、重消费、轻生产的后工业化时代，当初其“去工业化”时代就有些类似于我国目前的“新常态”，也经历过从高速增长向低速调整转变中产生大量失业的过程，他们的解决方法开始是用战争的形式强行开辟国际市场，消化过剩生产力，以后又演变成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子，通过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布局，按照生产周期理论向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依次外包转移过剩生产力，将自己产业结构转移至国际分工的顶层——服务业占主导，尤其是高科技和全球金融服务业。据统计，1980年到2009年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1.1%降至12.6%，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从21.6%降到9.1%；而欧洲从1996到2007年失去了近280万个就业岗位。当新型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利用后发优势，缩小产业技术差距后，其经济实体“空心化”现象必将导致失业增加。丹麦首相施密特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即便是“宇宙总统”，第一任务仍然是为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2009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信号，“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提升“再工业化”进程。这些措施必将导致其缩小国内进口市场，逐步撤资或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资、转产。这将迫使中国加快进入“新常态”的步伐——降增速、优结构、找动力。在这方面，中国不但要与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处于同步竞争水平，还要在强化传统产业既有优势的同时，努力抢占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低碳高效的经济领域。

高福利、人口老龄化和民意导向型政治体制将使发达国家长期处于财政紧缩之中，其债务困境将显现至少5到10年的常态化。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其利弊得失，西方政治体制在尊重民意的同时，也容易被民意所挟持，正如毛泽东所言：政府既不能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迎合民意治国，最终只会被少数利益集团和民意所挟持，只能越来越糟糕。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一度是全球向往的样板，在财力充裕、民欲合适的情况下非常诱人。随着民欲的不断提高，政客们为了自身选票不惜超越国家财力、大量举债满足只增不减的民欲，使得主权债务被迅速放大，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据IMF的统计，仅到2010年底，美、日、英、加拿大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109%。目前，欧洲国家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优厚的失业救济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不劳而获，使得失业更加严重，在不少国家，失业两年后还可以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的80%，失业救济成了社会福利开支中的最大项目。高福利带来的高劳动力成本，使这些国家在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削弱了竞争力，贸易逆差积聚。为弥补贸易赤字，被迫走向市场融资，财政主权被市场所控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已普遍进入人口老龄化，2010年日本、欧洲和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2.7%、16.5%和13.1%，远远超出了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欧洲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已占这些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5%～30%。所有这些都将使发达国家长期处于债台高筑之中，进而导致国家信用每况愈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经济增长乏力，财政紧缩将处于常态化。虽然在财政负担的重压下，欧洲国家开始“去福利化”，但为其政治体制所累，遭遇民意的强烈反弹，致使欧洲社会矛盾激化，“去福利化”进程阻力重重。这种局势决定了我国将在很长时间对西方国家出口难有起色，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纠纷将不断增大，也将迫使中国加快进入“新常态”的步伐。必须立足于自身，在降速的阵痛中优化结构，改革创新，加快出口导向向以内需为主导的结构转型，降低外贸依存度，减少受人掣肘的风险，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从互利双赢中消化我们过剩的产能。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内外战略构想

“新常态”的提出主要是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征而言的，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后发经济体，在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也都经历过由后发优势引发的高速增长期到后发优势逐步消减进而使得经济增速明显回落、调整结构的时期。笔者认为，认识“新常态”要拓展其外延，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就是针对经济领域，一是指GDP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档；二是通过优化结构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广义上讲，在这个特殊背景下，我们在国内外很多领域都将伴随着经济“新常态”而进入各自领域的“新常态”，如中央反“四风”常态化；反腐要法治常态化；干部引咎辞职常态化；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常态化；推动学雷锋常态化；建设文明城市需要常态化；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常态化；反垄断执法常态化；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已常态化；我国海监船实现在钓鱼岛巡航常态化，等等。研究“新常态”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要研究这个“新常态”时期我国政治经济面临的战略问题，二是要针对这些问题如何进行战术应对。

面对“新常态”首先要调整心态，冷静应对，坚守战略定力，外“缓”内“急”。“新常态”时期所出现的问题，都是我国30多年高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解决问题的心态首先要冷静，戒躁戒急，不能像2008年美国刚发生次贷危机，我们就急着到处求医问药，最后慌乱中“问”出了个4万亿投资，当时全国各地都跑到北京要项目，有些地方领导甚至说：“只要拿下项目，什么条件都答应！”没有能力提供配套资金的地方政府也拍胸脯打包票，结果项目和资金落实后，有近一半成了低效或无效投资（尤其是投在房地产行业），虽然短期打了兴奋剂，将GDP拉得很高，但给经济的后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今天面对“新常态”，尤其在GDP下滑的情况下，首先要有一份坚守的定力——面对结构调整出现的阵痛能扛得住。其次，决策者除了要有一份对国家、民族未来健康发展的担当外，更要有高超的智慧。在面对“新常态”中不利因素不急不躁的同时，还要有时间的紧迫感，冷静应对绝不是消极等待，而要积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