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底线思维与战略谋划

“新常态”概念的提出

“常态”在汉语字典中是一个常用词，按照汉语词典有两个解释，一是指相对固定的姿态或形态，二是指通常或本来的状态。这个在2015年3月“两会”上被频繁提及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源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目前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也有人说，习总书记是在2013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一论断的。有一点无疑可以确定：用“新常态”来描述当前的中国经济，表明了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在国际上被用于描述经济状态的特质，首提已无法追溯。但据有关专家统计，早在2002年“新常态”这个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每个月出现50多次，到2011年每个月出现达700多次。2002年，美国刚受过“911”恐怖袭击，经济从高点下滑，他们对自己的“新常态”有两个解释：一是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二是恐怖主义日益常态化。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出现了经济的严重衰退，也导致全球经济江河日下，债务危机在主要发达国家频发，于是在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Erian再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他提出的所谓“新常态”主要是总结这次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体不会出现类似以往普通的从经济周期底部快速反弹的现象，而是使全球经济陷入增长低迷、失业高企的一些特质。

无论其从何而来，笔者以为，对目前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应有以下几点理解：首先，“新”是与“旧”相对而言，要知“新”先需知“旧”。其次，所谓“常态”，一是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至少是5到10年，甚至更长）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或主要状态；二是指心态上要平和理性、积极有为，是一种从容自信地把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心理状态。它是与“旧常态”的焦躁不安、缺乏定力相区别的，但也不能由此而产生碌碌无为、消极“随缘”的心理，依然要有外松内紧、励精图治、攻难克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第三，“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30年后在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但不能将一切负面的东西以及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都纳入“新常态”范围，“新常态”的共性指标都有其逻辑的区间，超越这个区间就不是“新常态”，而是非常态了。第四，“新常态”其内在要求有创新、更新的意味，“新常态”的提出源于国内经济，但不能仅仅只限于国内经济领域，更应该挖掘出未来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世界性的“新常态”，并作出相应的战略应对。

新旧之别——经济“新常态”产生的逻辑使然

简单地说，所谓经济“旧常态”是指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的时间段里，经济发展以高速GDP为导向（此阶段GDP年平均增长高达9.8%），增长方式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价格的畸形扭曲为依托，以出口和投资拉动、货币放水为手段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从经济规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这个时期的发展模式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为一个被“文革”和“阶级斗争”折腾了几十年的大国积贫积弱到了极致，改革开放的国策将社会生产力空前释放出来，束缚已久的人性被激活，创造力和积极性空前迸发；再加上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微妙变化，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开放国门，搭上了融入国际经济大潮的快车，使得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与30年前相比简直就是翻天覆地，这种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即便是敌对势力也不得不承认。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代价以及阶段性和两面性，物极必反，中国的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这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孕育着许多消极的因素及负面的影响。时至今日，在内外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再一味地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这些负面因素就会占据主导，必将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走向其反面，中国经济和社会甚至会有崩盘的危险。从国内来讲，以下因素将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难以持续。

第一，前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巨额消耗自然资源和压低劳动力成本为代价换来的，难以持续。据统计，我国目前大约有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2/3的草原沙化，大量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2/3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挤占农田耕地面积，更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1/5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给出的2012年的统计数据：国际上人均工资每月1480美元，而我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不到全球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位列72个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57位，也就是倒数第16位。一个芭比娃娃在中国生产后在美国超市卖大约是9.99美元，而中国只能得到0.35美元的加工费。靠消耗大量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越发使我国陷入价廉质低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这种超过要素承载力的高速增长方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增长本身的应有之义。

第二，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导致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简单僵化，从而进一步扭曲要素价格，扭曲产业结构，加大经济运行风险。多年来，为确保GDP的高速增长，我国一直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高GDP几乎每年都加大政府投资，增发货币，以至于各地抢项目、争发债盛行。虽然一方面“铁公机”的投入有利于中国经济环境的长远改善，但不顾现时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一味发债筹资、圈地炒房，致使房地产价格严重泡沫化。货币的超发也催高了资本泡沫，2003年初我国M2的发行量只有18.9万亿，可到了2013年M2的发行量就已经到达了近120万亿，这种调控方式越调房价越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债务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而实体经济的利润则越来越少，扭曲的产业结构更加重了对出口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而且，政府投资效率还非常低下，据有关资料统计，从2008～2013年有近一半政府投资是无效的，发改委有关专家曾说：大量“鬼城”、“空城”、废弃的高速公路和束之高阁的炼钢厂正是政府刺激和过度施工建设的恶果，也是2009年以来我国浪费了近6.8万亿美元投资的体现。这些低效、无效的投资使得产能过剩越发严重，中小企业融资日益艰难，经济和债务风险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