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底线思维与战略谋划（5）

其二，从经济上讲，要守住“新常态”的底线，激活市场、灵活调控、积极创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足，“三驾马车”中出口面对国际低迷的市场，传统产业走出去将非常困难；投资拉动可以继续做，但主要靠政府不现实（一是前期的政府投资过大，大量的地方债务需要消化；二是政府投资天生就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三是政府要将大量的财力用于改善民生，也难抽出更多的资金搞建设来拉高GDP）；消费在受到居民收入增幅限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制约下，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因此，“新常态”下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首先，要守住“新常态”的两个底线，一是GDP的增幅区间，“新常态”下，我们不再唯GDP论，也将其与政绩、职务升迁脱钩，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指标能替代GDP说清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它不但是目前公认的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与财富，尤其是它和就业之间的关联度非常紧密。“新常态”的GDP底线区间就是6%～7%的增幅，低于它说明我们的经济出了大问题，紧随其后的就可能会出现大量失业，直接冲击国家的稳定。二是通胀的底线，通胀率最大不能超过4.8%，超过了就可能引发货币大幅贬值的预期，进而发展成弃币储物，甚至抢购，同样也会危及社会稳定，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两次社会动荡，都几乎与大幅通胀有关。守住着两个指标，就守住了“新常态”的底线。同时，在“新常态”期间出台关乎民生的改革措施也要有底线意识，即要在保障社会稳定和大多数人民既得利益不受冲击的情况下渐次展开，不能急于求成，如未来房地产税措施的出台就要慎之又慎。

其次，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忍住结构调整的阵痛，运用多种定向宏观调控手段，逐步消化前期政府过度投资的泡沫和债务风险。据统计，世界上125个国家有36个经历过高增长，其中有34个高增长之后都明显减速了，但减速的形式不一样。有些国家是台阶式减速，有些国家是波浪式减速，从理论上讲我国波浪式减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台阶式减速。因此，我们在宏观调控中更要积极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微调，避免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如财政政策调控，只要不超过底线区间就尽量不作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而应该有针对性地通过结构性减税和改善投融资方式、体制，进行点对点定向精确调控，还要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积极利用民间资本参与经济建设。目前我国民间积累了很多财富，但投资渠道有限，若能通过改革创新将诸如PPP真正激发出来，这些沉淀资金就会大量进场，届时被大量拉动的投资将是质高效优的，就不愁经济会下滑。而货币政策调控，更不能如以前动辄就大量增发货币，而要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设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正逆回购、再贷款以及窗口指导等措施进行微调，一边渐次“去杠杆”，一边将GDP增幅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由于财政政策调控着力于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总量控制，因此“新常态”期间财政政策的微调空间、手段将更大。

再次，积极寻找结构调整的动力之源。加快“两个方式”的转变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但至今依然是举步维艰。科技创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它是一个国家教育、科技长期发展的深度积淀，一般短期内很难达到明显的成果。因此，我们在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是找到其动力之源。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要向改革和创新要动力。目前由于全球资本密集型产业几乎都处于过剩状态，因此，我们很难从劳动密集型经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的依次过渡，剩下的就只有靠我们自己在科学教育等体制上释放改革红利，将我们传统的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和创新红利上转变了。笔者认为有五个途径：一是简政放权，从外部创造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当前政府推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一个极好的源动力，只要从公司注册、税费优惠、工商管理、项目审批、融资贷款、咨询培训等环节给予尽可能宽松的政策，就会自发促进创业者积极创业，寻找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式和途径，中国人从来不乏智慧，不乏勤劳，缺的是尽可能减少束缚的宽松的创业环境；二是鼓励改革、奖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表彰致富，从结果导向上助力创业者；三是建立国家科技创业风投基金，鼓励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积极践行的创业者将想法变成现实、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将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激活市场、鼓励创新；四是对于涉及高精尖的科技要发挥我们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两弹一星”精神，集中各行各业的精英进行攻关，争取短期内取得突破，并以混合所有制、股权、股份、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方式享受成果的收益；五是从长远角度出发，必须全面、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打破思想和教育方式上的束缚，从小就培养和鼓励人们的创新意识，让一切有创新意识的人都有创新的机会。创新从思想到践行绝非一朝一夕可致，它需要历久弥新地坚持和传承，即便若干年后我们平稳地度过了“新常态”时期，未来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实力的竞争，终究还是离不开人才和创新。李总理说：“大道至简！”切准要害。我们必须坚守“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手段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向创新要潜力；极大程度地简政放权、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旧体制的束缚，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激活人心、激活人性、激活市场。

面对“新常态”，信心源自于忧患、担当和智慧，更要有底线思维。刚刚出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63.3万亿人民币，成为全球除美国之外第二个经济规模超10万亿美元门槛的国家。同时，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高居第一。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美国则为15.3%。虽然2014年我国GDP增幅7.4%，比预计的少0.1%，但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8%，这说明我们对“新常态”的把握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国目前人均年收入达到68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按照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的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向中位回落是合理的；增速放缓是经济结构改革需要承受的代价，完全符合预期，而且我们的经济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明显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了3%，达到51.2%，由于消费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引擎，出现“中国制造”让位于“中国需求”和“中国市场”的趋势。2014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产业结构的扭曲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万元GDP能耗下降4.8%，经济结构获得稳步调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实际增长8%，首次跑赢了GDP。就业吸纳能力在制度激活和市场导向的作用下有了显著的提高，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提前4个月完成年初目标，守住了底线；而且，现在GDP的增量对就业的拉动远远高于几年前，从2005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80万人就业，提高到如今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140万至160万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都说明我们对“新常态”的把握有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