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展现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群体，既受到反动当局的政治迫害，又面临其他思潮的激烈竞争，但他们却以理论的自信，无所畏惧，努力探索，艰辛开拓，用自己的学术劳作和成果，昭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优势，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100年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除了在思想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在学术上有没有取得重要成就？如果有其成就，是哪些方面的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新文化运动旨在“反传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大破坏，并无学术成就可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其学术成就，而这些成就主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学人取得的。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则似乎成了一个难以阐明、无法定论的问题。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只是革命家，专事破坏，而无建设，哪有什么学术建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一些人，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以为这些先驱者对中国学术发展过错有余、贡献不足，因而总有一种在学术上不如人家的愧疚感，缺乏应有的理论和学术自信。

不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是一群英勇无畏的革命家，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最初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发动了以国民革命为旗帜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批具有深厚学养的知识精英，他们既受过旧学的熏陶，又有着追求新知的热情，特别是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或是这一运动的领袖和中坚，或是在这一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对新思想新学理的追求与探索正是他们的文化性格。因此，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革命与学术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是集这两者于一身的优秀人物。“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这副赠予友人的对联，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写照。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又力图从学理上研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为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所掌握。他们的这些工作，不仅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而且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