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术展现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3）

新文化运动中，不同思潮相激互动，引发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论争，如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这些论战既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有学术探索的内容，因而从一个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发展。对于这些论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以积极的态度和鲜明的立场参与其中，敢于同其他思潮代表人物进行学理上的争论，从争论中显示自己的思想锋芒和理论优势，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往往由此产生。如发生在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时间不长，规模很小，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展开。论战过后，胡适并未写专文对他主张的自由主义加以学理上的细致论证，而李大钊却以很大精力撰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划时代长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了较系统的阐发，从而使中国人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为深厚的学理依据。因此，李大钊的这篇文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学术贡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学术著述中，展现了一种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用李大钊的话说，这种理想既包含了人类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又包含了人类对大同团结的向往。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这种理想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群体价值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的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既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又吸纳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优长，更对这两者作了适合于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为了这种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想，这种为理想所作出的牺牲，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术贡献中最独特最闪光的精华所在，也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学术成果中所不具有的内容。在衡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时，这些内容绝不应被忽视被遮蔽。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群体，既受到反动当局的政治迫害，又面临其他思潮的激烈竞争，但他们却以理论的自信，无所畏惧，努力探索，艰辛开拓，用自己的学术劳作和成果，昭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优势，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正是这样，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之际，拨开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这些先驱者业绩的遮蔽，昭显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和学术贡献，从而增强今日后继者的理论自信，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是我们需要下功夫去做的工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