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中国家治理的逻辑演进（3）

三、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政府、市场、社会的博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门，尽管后来也启动了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但是人们能明显感知到，中国改革不但最先发端于经济体制的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改革最彻底，这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设计，这种设计除了出于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因素是计划经济在满足人们发展型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致使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换句话说，“转型的动因来自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西方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给社会成员共有的传统信念系统带来的冲击。”鉴于此，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解放思想”等重要思想，推动中国走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表面上看，中国改革主要是在经济体制层面，但事实上，经济改革必然会引发其他领域的变革，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逻辑。用波兰学者科勒德克的话说，“经济转型伴随着复杂的结构与制度调整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变化。”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市场化改革也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运行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范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化，只有将变革深入拓展到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方能真正完成市场化转型。其原因在于：第一，政府要将资源配置权归还于市场，如何归还？哪些愿意归还？哪些不愿意归还？如果政府执行部门的各级官员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利，事情也许就不那么复杂了。但事实表明，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较量一直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约性因素。第二，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以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引发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在社会阶层实际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政府能否独立于各利益群体之上来进行决策，以实现社会成员利益的最大化，这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治理，又必须使政府的决策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第四，市场化过程中，有些政府职能（如为市场运行提供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要还给社会。因此市场化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涉及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重建过程。事实上，国家治理也正是这三种力量相互耦合而构成的整体性制度结构模式，它们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与发展。市场化转型能够带来国家治理的变迁，那么，不同的经济转型之路也就伴随着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转变历程看，中国明显走的是一条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的道路。市场化转型中，苏东国家走的是弱政府 强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之路，这种模式遵循的逻辑是：无为政府+大私有化+自由市场+全球化=经济转型。从转型绩效看，这种治理模式是失败的。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间,中东欧平均产出下降时间为3.8年，平均累计的产出缩减幅度达22.6%；在独联体国家，产出下降更为严重,平均产出下降时间达6.5年,平均累计的产出缩减超过50%。转型失败的根源在于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能力被过度削弱，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无法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无法有效遏制权力寻租行为，另外，急剧的市场化又加剧了贫富分化，使国家治理雪上加霜。所以，林毅夫认为，“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家治理必须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这一结论可以从中国市场化转型得到印证。中国走的是由强政府 弱市场到强政府 强市场的渐进式变革之路，在保持政治结构稳定性的前提下由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市场化、社会化变革。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式地理解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寄希望于市场经济上，这种两难选择就导致了1978—1992年之间，中国一直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徘徊，此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是：第一，打破单一公有制格局，允许部分非公有经济存在。第二，放开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竞争来形成。第三，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这一时期我国的国家治理变革主要是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权限博弈而展开的。总体来看，属于强政府 弱市场的国家治理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中国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在三个方面加大了力度：一是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二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三是启动存量改革 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市场化要求。十四大以后，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权，同时社会组织的力量也渐渐显露。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也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过程，其结果是推动着国家治理朝着现代化方向变迁。首先，政府职能和作用发生重大变化，由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向制定规则和授权，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范围收窄，除了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行业还由国有资本控制外，一般竞争性行业都归还与市场，政府由直接控制经济活动转向间接调节与管理国民经济。其次，社会自主性明显增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替代社会的现象有所改观，出现了一大批中介性、服务性、行业性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这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就业、社区维护、照顾弱势群体、艺术传承、商务活动等方面越来越活跃。同时，公民逐渐获得了更直接的政治参与渠道。既然国家治理的变迁是因经济体制的变革而起的，而经济体制的变革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由计划向市场转型时期的国家治理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看一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绩效，就能很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自1978年以来的30年间，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超过9%，按可比价格计算，2007年的GDP是1978年的15.1倍。尽管我国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如果从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看，这种转型仍然是快速的，由于制度供给跟不上，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问题。问题当然还是出在这种国家治理模式本身，首先,这种国家治理把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作为主要目标，容易造成普遍的GDP崇拜。其次，国家内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再次，缺乏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容易产生新的不公平。可见，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今天，国家治理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型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