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中国家治理的逻辑演进（4）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治理

总体看来，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之路是分三大阶段推进的，第一阶段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其目标是确立市场化改革方向；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推进，其目标是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阶段是全面深化，其目标是建立“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除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外，还需加快推进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政治环境，以消弭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运行所引发的国家治理危机。

（一）市场化改革何以引发国家治理危机

无论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缓慢市场化转型还是苏联东欧国家急剧的市场化转型，抑或是从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转型来看，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国家治理危机是一种历史的常态，区别在于各国的危机程度不同而已。尽管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较为成功的，但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问题对中国国家治理造成的冲击仍然是巨大的，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治理危机。首先，市场经济需要对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和作用范围重新界定，新的规则和制度要跟上，但这个过程往往具有滞后性，加剧经济波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放权让利”一度陷入“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的“治乱”循环怪圈、价格“双轨制”所引发的经济秩序混乱、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1990年代“地方经济割据”、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局、21世纪初“发展方式转型”的艰难推进，凡此种种，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但又是完成市场化所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其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发政治约束难题。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根本标志是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变化，资源配置在原有的计划主体和新生的市场主体之间有一个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实现“无缝对接”，这就为政府设租和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有研究表明，“转轨中的政治约束因各国经济而各有不同，但程度不同地都有所表现。”我国自改革以来，腐败行为呈现蔓延之势，这表明经济转型期的政治约束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对国家治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再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不公平加剧，从而引发社会秩序的冲突困境。市场化改革过程实际上是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会设法为他们自己在新的经济配置中谋得尽可能有利的地位。”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有些阶层的社会成员甚至不择手段，极大地伤害了社会公平。特别是国有经济垄断了重要的行业和领域，获取大量的垄断利润，私人经济部门在这种格局下举步维艰。并且，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如果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和制度跟不上的话，优胜劣汰的竞争结果势必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沦为弱势群体，他们在医疗服务、教育机会、就业选择、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等方面处在弱势地位。多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被少数社会群体占有，致使社会失衡，如果国家治理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些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逼到体面生存线以下的人们必然要进行自我防御，导致不满新制度的群体的出现。”最后，市场经济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生态转嫁、对财富的渴望无法控制攫取资源的冲动等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态隐忧，也给国家治理造成很大冲击。仅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冲突就达5.1万起。

（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

透过上述分析可见，当代中国由于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国家治理困境，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由此出现悲观主义者或者是西方别有用心的学者和政客们所预言的制度崩溃，反而会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加速发展。笔者这样的判断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有经济发展绩效支撑，二是有强政府做保证，三是党和国家的制度自觉。当初，邓小平选择市场经济是为了解决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寻求新出路的问题。社会主义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对此，前文已有充分论述）。当前，人们看到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以及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却并未看到共同富裕的趋势，于是对改革质疑者越来越多，认为市场化改革“糟的很”。但是，如果据此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社会主义仍将是死路一条，如果听之任之，则必将与资本主义同归一途，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同样是失败的。所以，党的十八大明确地定了调子：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则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笔者认为，这些重大决定的作出反映了党和国家的制度自觉。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是对过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修正。我国自党的十四大以来对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定位，一直是基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之上的。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政府还控制着大量的资源，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留下了很大的弹性空间，这既削弱了市场自身的能力，又挤压了民间社会的成长空间，还易于导致政府官员的腐败。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它将会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由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边界不清、相互争权转化为三者相互配合、各司其责、协同共治、良性互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首先，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当中，是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呢？唯有政府，因为这一过程是在政府主导之下，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由政府对市场管制转为为市场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重要的公共领域进行调节，二是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其次，围绕治理主体多元化，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政府将主要精力花在如何配置好资源，如何管理好社会，把经济和社会控制在一个秩序的范围之内，而没有更好地建设民生社会，没能够解决好公平、就业、生态等问题，使得社会组织乃至个体公民对政府产生不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个体公民和社会组织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意识到他们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利益诉求也趋于多样化，单靠政府的力量很难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不过，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出现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公共权力的运行上，要实现社会监督与政府自律的良性互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让更多的治理主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最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协商民主，建设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跟上，就市场经济角度而言，传统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运用权力掠夺市场而非维护市场，根治这种弊端的主动权在政府手里，而要打造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善治政府，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推动公民政治参与，发展协商民主，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正处在由转型模式向协同共治模式的转化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化，必将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也同样具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