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的核心在于回归社会

当矛盾与冲突不是指向政府的时候，政府基于法治而进行的"裁判"职能才能够不折不扣地实施。

政府自社会领域的退出应是渐进的，是伴随社会组织的成熟而为其赋权的，是基于一个历史过程而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会发现，在中国国家的治理实践中，从专政到统治，从服从到服务，从管理到治理，从为民做主到让人民自己做主，一方面体现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国家在社会日渐复杂过程中与社会的自适应性能力的提升，还在大势上预设了从“中国经验”到“中国道路”的既定走向。中国能不能为第三世界国家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以这条道路的红利模式去顺利跨越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管理在实践中更多表现为社会控制

新世纪以来提炼的社会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表现为一个在争论中推行、试错中纠偏，并一步接一步地安排为“实体”架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逐步打开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将其基本总结为如下一些特征：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是以全能政府为假设，以无限责任为基础，以行政思维与行政逻辑为手段，以财政投入为支撑，以“为民做主”为道德假设而进行的管理。之所以说其是自上而下的，是因为管理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上级的促动，是一种为完成上级指标性任务而“达标”的管理；说其是以全能政府为假设，是因为在此管理模式下，政府被假设有能力处理所有其遇到的或自己希望处理的问题——地方行政首脑的口头禅就是“我们有能力……"或"我们一定有能力……”；说其以无限责任为前提，是因为政府被赋予包打天下的职责，并无处不在、囊括所有事务，如果本级政府解决不了问题，即求助于上级来解决；说其以行政思维与行政逻辑为手段，是因为其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具有指令性和期限性，并以管理者自己的智力和道德准则为依据，而不是法治思维与法治逻辑；说其以财政投入为支撑，是因为社会管理的资金投入，完全依赖于各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如果财力有限，则其管理事务的项目设计也同时会受约束；说其以"为民做主"的道德假设进行管理，是因为在此模式下，行政与管理部门不但假设自己知道老百姓的需求，而且能够代表老百姓去做老百姓的主，老百姓也被假设会获得满意感。

这种意义的社会管理，在实践中更多表现为社会控制。正因为"控制"的特征极其显著，才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社会管理”管理了表象，却没有形成社会整合力量

改革开放之初，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经济建设搞上去”。那时普遍的思维逻辑是经济发展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只要有了人民币就可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工业化推进到中期阶段之后，地方政府突然发现，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空间有限。这时，地方政府不仅要继续抓好经济建设，同时也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维稳的社会管理上来。以经济发展而使全社会普遍受益的那种局面，因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同诉求而难以为继。不同的利益集团——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具有了持续性。中国在维持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在国家与市场之外，扩展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为一步又一步解放生产力，政府不断从基层退出。曾经具有“单位办社会”性质的国有企业，也从“单位制”阶段步入到“后单位制”阶段，其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转型为功能单一的经济组织，而不再承担过多的“社会”职责。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集聚，正在将农村与城市的老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中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政府从基层事务的退出，"单位"功能的单一化等，使"社会"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但其整合能力却一再削弱。在社会管理的逻辑下，整合"社会"的职责被重新寄托在政府身上。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过程，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表现出"政府办社会"的过程。"社会管理"管理了表象，却没有形成社会整合力量。

于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以社会管理模式来维稳的各种条件开始失灵：

第一，经济不再高速增长，而是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新常态，需要调整与优化结构。在经济转变到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增长率也下降了。以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被削弱了。

第二，在企业不办社会之后，政府接过来的、以财政资金支持的政府办社会模式，因为社会诉求的日益增加，失去了可持续性。

第三，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在社会的复杂过程中，难以面面俱到地解决社会问题。在重大冲突中使用警力的结果，也极大损坏了政府的形象。

在问题导向意义的"试错"创新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断然放弃了“社会管理”的“政府管社会”或“政府办社会”模式，将社会整合机制导入到“社会治理”的新路上。应该说，将原有社会管理创新为社会治理，虽一字之差，但蕴含的深意却发生了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