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断裂与历史必然性的重构（2）

二、辩证法的重构路径之一：形而上学的批判

意大利学者阿尔贝托·托斯卡诺在评述阿兰·巴迪欧的论著中这样开始：“今天的激进政治理论多数都源于一直失败和再生的辩证法的畸变。”［４］（Ｐ１０９）这个论断是准确的。为什么辩证法会成为他们共同的理论进路？这与辩证法的理论规定密不可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辩证法，就其起源上来说，是一种思维的内在的自我规定的运动，在这种自我规定中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内涵，即辩证法是包容了否定性的一种肯定，它是矛盾的思维规律。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通向自由之路的方式，也是思维与存在实现同一性的路径。但由于内在自我否定的存在，使得这种最终同一性包含着自我颠覆的可能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突破的切入点。

洛维特在《从尼采到黑格尔》的著作中曾经指出，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分别以外在性和内在性的方式来打碎了被黑格尔所完成的形而上学的和解。这一指认非常重要。马克思思想是复杂的。一方面，在其《资本论》的写作中，他主动承认了其对于黑格尔思想，特别是辩证法的继承，似乎马克思不过是黑格尔思想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一种表现方式。但另一方面，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时候曾经就其思辨内涵给出了诸多精彩的论证，这其中不仅包括耳熟能详的关于思辨结构的批判，同时还包括对黑格尔思辨历史观的批判。所有这些批判的核心在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断裂，这是马克思脱离黑格尔的观念论，走向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例如马克思指出，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中不能想象的世界是那个“意识和存在是不同的”世界。因此面对现实工人的生存苦难，“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能在工人们的‘思维’中。……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５］（Ｐ２７３）这种差别就是一种断裂。工人现实生存的“异化”使得任何概念的辩证法都显得软弱无力。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基于这种“异化”带来的断裂：现实的苦难不能被概念的辩证法所消除，正如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

概而言之，继承马克思也需要一种连续与断裂的双重路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必须面对黑格尔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同时在哲学上，他们还要坚持思维与存在的非同一性，即其断裂性。而“辩证法”恰好是能够满足这种双重路径的一个交叉概念。因此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一个理论改造的路径。

当然对辩证法进行改造同时还有其不可回避的现实原因。近乎在同一时间，即２０世纪的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阿多诺、阿尔都塞等人都展开了对辩证法的改造，这些马克思思想的门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悟到了一种异化与倒错的生存。因此阿多诺从《关于黑格尔的三个研讨》到《否定辩证法》，其研究都以对这种倒错的生存体验的反思为旨归，辩证法对于阿多诺来说不仅是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它是阿多诺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倒错的世界只能用充满否定性的思维形式来加以反映，反过来，为了表达这种“倒错”的经验，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也需要被凸显出来。

在我看来，对否定性原则的强调将凸显辩证法自身的颠覆性。辩证法，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就其起源来说包含矛盾的和解，它意味着多样性的统一。如果放大了其中包含的否定性，则往往弱化甚至否定最终的同一性，这样的结果注定要从同一性中释放出了多样性，更进一步说即要在普遍性中释放出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