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在被如此重构的辩证法中,多样性与偶然性成为同一性和必然性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辩证法的重构抵抗着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历史必然性的指责。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个人的自由如同偶然性,它构筑着历史的必然性的可能方向。没有个人自由的必然性是僵死的,曾经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仅仅凸显了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其所带来的是等待革命的静止主义。革命是一种彻底的变化行动,这一行动要求人必须是自由的。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革命合法性的论证,这一论证来自于“危机”的存在。这些以激进左派为标志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揭示危机,在理论上则极力凸显断裂,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为了出现断裂,近乎所有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将辩证法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例如,齐泽克的“延迟的否定”、巴迪欧“反辩证法的辩证法”等理论重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阿尔都塞以来断裂性辩证法的一种重述。
如此富有理论创造,同时又能直面现实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否真的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革命者?当他们以辩证法为切入点展开革命的讨论的时候,这一革命的虚假性已经暴露无遗了。齐泽克与巴迪欧等人总是在不同的场合指责“左”派不够激进,社会主义不够纯正,但就其所能够提出的方案却总是充满了思辨性和想象性。他们都在回到过去的幻想中去讨论当下,2012年阿兰·巴迪欧再次将他所翻译的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张世英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内核》等多篇旧作重新出版,取名《红色年代》(LesAnnées Rouge),表述其对于矛盾的自我辩证的一种理论推崇。齐泽克更是在《末世生存》中宣称一种新与旧的“辩证法”,[14]最终让其对革命的论证仅仅变成了一种理论游戏,虚假的自我安慰。在等待危机爆发的过程中,这种预设断裂与期待断裂的心情确实可以平复“左”派等待革命的焦急心情,但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回顾今天被冠之以激进“左”派的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或可将他们与之前以考茨基为首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他们都以等待革命著称,区别只是在于后者似乎更希望静静地等待革命的契机,而前者则在等待中显得过于躁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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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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