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断裂与历史必然性的重构（4）

三、辩证法的重构路径之二：拒斥历史必然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构辩证法的努力集中爆发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这绝非历史的偶然。时代问题的相似性决定了其理论旨归的相似性。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对斯大林罪行的揭示不仅颠覆了斯大林主义，同时更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基本概念。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相关讨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有怀疑态度的雷蒙·阿隆借此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形成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而自由主义者以赛亚·柏林则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就系统批判了费希特和黑格尔思想中的集权主义倾向，而后通过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讨论展开了对历史必然性的挑战。历史必然性在这些批判者的眼中是对个人自由压迫的罪魁祸首，以历史进步的名义，“所有看起来无用、不和谐、低下、丑陋、邪恶与歪曲的东西，如果我们稍加理解，都是整体的和谐所需要的”。［１０］（Ｐ１０７）而整体的和谐正是最高的人类理想，对于持有历史必然性的思想者来说，苦难、邪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甚至生命的剥夺都可以在实现宏大理想的感召下获得合法性。这是苏联政治悲剧的理论内核，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换言之，辩证法的否定性作为走向最终和解的中介支撑了历史必然性的所有规定。因此所有那些试图直面现实挑战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阿多诺、萨特与阿尔都塞，都在重构辩证法的过程中着力于对马克思的必然逻辑进行重新阐释。

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必然性逻辑，而是在试图重建某种更为凸显偶然性、从而更具开放性的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必然性的固守阻止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向后现代主义的蜕变。即便是创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拉克劳和墨菲，也一定要明确声称：“如果本书（即《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笔者注）的认识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１１］（Ｐ４）斜体的标注表明，即尽管其领导权概念的构建是凸显偶然性逻辑，带有“后”学色彩，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立场，为了完成这样一种理论任务，他们需要在偶然性中保持必然性的基本逻辑。于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捍卫就被转变为如何在承认偶然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保持必然性。

辩证法所包含的多样性的同一之内涵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完成这一理论任务提供了可能性。而在这一特定的理论任务的左右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重构被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凸显偶然性；第二步是向必然性的回归。辩证法中的否定性环节成为了凸显偶然性的契机。但不同思想家对于如何重构这一否定性的途径却不尽相同。阿尔都塞运用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在阿尔都塞看来，矛盾是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之一。［８］（Ｐ８１）马克思用诸如“颠倒”抑或“剥去外壳”的说法来将自身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分开来，阿尔都塞认为这些比喻似乎都不太确切，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变革是辩证法结构的变革，并不是对其内涵的颠倒。在这种结构性变革中，“矛盾”由一元矛盾变成了多元决定。这是马克思现实革命实践所得出的经验：一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足以确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的形势，但它本身却不能直接创造‘革命的形势’，更谈不上促成革命爆发的形势和革命的胜利。为了使一般矛盾能够积极地活动起来并成为革命爆发的起因，必须有一系列‘环境’和‘潮流’”。［８］（Ｐ８７）由此，“‘矛盾’是同整个社会集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８］（Ｐ８９）

多元决定的提出意味着辩证性发展的矛盾是多元的，这里的多元，阿尔都塞特别强调了并不仅仅意味着有多个矛盾相互作用。多元决定的关键在于多个矛盾的作用使辩证法的发展过程的动力是多元的，其结果也是多元的。而如黑格尔那般，将表现为多样化形态的矛盾都归入到内化原则之内，从而使得辩证法所带来的事物的演变，尽管千变万化，但却不过是内在本质的“各种回音”。［８］（Ｐ８９）因此传统辩证法的理论归宿是可以将所有矛盾与困境都内化为唯一本质的决定论与目的论。与之相反，主张多元决定的阿尔都塞却强调了辩证法归宿的开放性。如何表述这种辩证法的开放性其实是一个理论的难题，因为阿尔都塞赋予这一辩证法本身以实践性的特质。

阿尔都塞总是在讨论辩证法问题的时候谈到革命者及其革命。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辩证法实践形式中最直接的体现：即现实的革命。列宁及其领导的革命是阿尔都塞讨论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问题的直接论据。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这些真正的革命者才懂得如何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他们的任务是“在现在中思考现在，思考必将实现的必然，思考实现必然的手段和思考推行这些手段的战略部署，总之，思考他自己的行动，因为他思考的对象是具体的历史”。也正因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参与的实践，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理论革命”。［８］（Ｐ１７２、１６４）这个命题中“正在进行中”的修饰语具有理论革命的意义。它意味着理论的革命性并不在于它的确定性，例如确定的革命路径、确定的革命主体、确定的革命对象及其目的；相反，辩证法所包含的革命性在于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否定性当中，这是革命得以持续进行中的动力。因此也是辩证法的实践性特质的最好表达。至于这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究竟将指向何方，对于不畏艰辛的革命者来说并不重要。阿尔都塞基于多元决定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当伽利略、斯宾诺莎、马克思等理论家和列宁等革命家不畏艰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从事非凡‘工作’时，他们所解决的竟是这样一些小‘问题’：制定一种‘显而易见’的理论，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通过他们个人的‘偶然性’实现历史的必然性……根据这种必然性，未来必定自然而然地代替它的‘现在’。”［８］（Ｐ２０５－２０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