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断裂与历史必然性的重构（5）

在此，理论重心在于强调理论家与革命家对于理论的制定、革命的进行等这些偶然性的行为。至于必然性，它作为所有努力的未来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行动较之任何关于必然性的讨论都更为重要。辩证法的过程本身较之和解的辩证法之结果更为重要。至此，阿尔都塞把握住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差异。

概而言之，阿尔都塞的偶然性逻辑是通过多元的矛盾结构被输入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尔都塞完全拒斥历史必然性，在矛盾及其多元结构当中，阿尔都塞强调主导性矛盾以及矛盾“归根结蒂”的决定性意义。这一最终的决定性要素在拉克劳与墨菲那里变成了需要批判的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１１］（Ｐ８３）因为这一堡垒的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必然性，即决定论的思想就没有根本的消失，那么自由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所有批判就仍然无法应对。从这一意义上说，阿尔都塞对于辩证法中偶然性的释放是不彻底的。因为阿尔都塞仅仅指出偶然性对于实践的辩证法具有的重要意义，而没有进一步讨论，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由此，阿尔都塞对于必然性的坚持就与其所推崇的多元决定之间存在着无法兼容的特性。

后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拉克劳与墨菲用领导权理论解决了存留在阿尔都塞思想当中的这个问题。因为领导权理论的构建基础正是基于某种偶然性的必然性逻辑的构建。而拉克劳用以论证这种特殊的必然性逻辑所运用的理论资源仍然是辩证法。［１２］辩证法与领导权理论的内在关联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领导权理论从根本上是一种逻辑建构。正如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规律，虽然满载内容，但却仍然不过是理性的自我规定。对此，我们可以在拉克劳关于如何运用领导权的论述中得到佐证：“需要我们承担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从对卷入霸权（即领导权）操作的具体行为者进行纯粹的社会学的和描述性的说明，转向对与霸权操作相关的逻辑学进行形式分析。”“真正重要的任务是理解它们构造和解体的逻辑，以及它们在其中相互关联的空间的形式规定。”［１３］（Ｐ４８、４９）作为一种单纯的逻辑构建，领导权最终成为一种纯粹的话语革命，从而失去了任何变革现实的力量。

其次，领导权理论的规定在本质上与辩证法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了多样性统一，只是经过了诸如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重构，这种“多样性统一”中的“多样性”（偶然性）在逻辑上正在消解同一性（必然性）。如果仅仅是消解同一性与必然性，那么理论将走向后现代主义，但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并不在于“消解”，而在于“重构”。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所贡献的话，那么这一贡献或可被表达为，通过领导权理论，它们构建了一种保持着多样性的同一性，并在承认偶然性的基础上坚持了必然性，而领导权就是那种同一性与必然性的代名词。

这种矛盾的综合统一，似乎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已经完成，但问题在于黑格尔辩证法中所实现的多样性同一中的“一”并不能等同于领导权。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同一性的“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内涵中获得了确定无疑的肯定性。而在拉克劳那里，辩证法所代表的“一”却是一个空洞的存在。由此拉克劳承认了必然性的存在（即空洞的同一性），但用以诠释这一必然性的诸多偶然性却是一个不能有任何确定性的漂浮的能指。领导权是这诸多漂浮能指有待填充的一个空名，没有任何一种漂浮的能指最终能够固定不变地填充这个空名。因此，一方面，这种非确定性保证了领导权理论的构建没有最终回归到本质主义；另一方面，作为空名的领导权的存在同时避免了向后现代主义原则的归顺。后者在“怎么都行”的信条下消解了理想性的宏大叙事，共产主义原则也消磨其中，没有了这种未来的发展倾向，现实的革命也失去了其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