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任性

什么是自由？有人说，“自由”倒过来就是“由自”。当然，自由中确实包括“由自”，如果自由中没有自我意志的作用，就不能称为自由。但“由自”决不等于“自由”。“由自”是“任性”。

自由不同于“任性”。任性，如果仅仅使小性，脾气犟，属于性格问题。我说的“任性”指的是恣意妄言、纵情行事。“任性”看似自由，实际上是自由的反面，它是无视道德和法律的非理性行为，其后果往往导致的是“不自由”。无论是公共生活领域或私生活领域， “任性”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应该与理性相伴而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中获得自由。而对自然“任性”，得到的是自然的报复。越任性，报复越重。

就人对社会关系说，自由表现为在不违背法律的条件下个人的言行是“由自”的，是自我做主。而“任性”，则会由于违法而受到惩罚。“一时性起”，酿成牢狱之灾的事并不少见。

就人与自我关系说，自由表现为人对自己本性的正确认识，而不是纵情贪欲，精神为物所奴役。精神的物化，就是人的异化。异化的人，是不自由的人。

自由决不能解释为“由自”。“任性”中有自我，但过分“自我”，就是“任性”。在我们社会中，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如果我们社会，人人都可任性而行，会成个什么样子，不难想象。

马克思明确把自由与任性区分开来。他曾说过，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不是阻止运动的手段一样。可是法律规定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之中。在法律规范中，自由的存在是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法律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保障的是人民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但决不赞同“任性”。当“任性”越出道德底线，就应受到舆论谴责；触犯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

人需要自由。没有自由，人就是两脚动物。但自由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自由具有集体的特性，而“任性”是个体性，属于个人的品性和素质。但“任性”不是天生的性格，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家庭条件，以及一切形成“任性”的条件相关。土豪的任性，因为是土豪；富二代、官二代的任性，因为是富二代、官二代。某些名人、闻人的任性，因为是名人、闻人。但并不是任何富人都必然“任性”，也不是任何富二代、官二代、名人闻人都必然“任性”。“任性”，是一种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和道德素质。人文和道德素质，不同于文化水平。文化水平表现为知识，而素质则表现为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内涵。文化水平高的人不见得素质就高。有些人得意忘形，狂言乱行，并不是因为文化水平低，而是自以为是富人、名人、闻人，可以置身于道德和法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