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价值哲学”的性质及其原则性启示（2）

首先，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创生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是促成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黑格尔的体系哲学曾是马克思膜拜的对象，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和意义，并且基于市民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运动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哲学所透显出来的历史感，但经过“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之后，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最大的问题是用观念决定存在，而用价值逻辑（法）统摄事实世界（市民社会）便是这种观念论哲学的典型做法。对于这种旧哲学，马克思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2所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153由此开始，马克思其实给自己清理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基地，基于这一点，他使哲学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全面的倒转；基于这一点，哲学将首先以市民社会中的人的政治经济活动和生产交往关系作为自己的言说重点。对此，恩格斯也曾专门做过佐证，他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粹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3]152

当视角转向经济关系之后，马克思首先遇到的理论资源便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们同时发现，马克思并未就经济关系本身进行谈论，而是以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为突破口，对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观和平等观的虚假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全部秘密在于对“异化现象”及其所关涉的“异化劳动”的重视和分析。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感伤的眼泪”并不能消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导致私有财产存在的总根源，遗憾的是“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4]50。所以，正是基于对异化劳动的重视，马克思发现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之间的真正联系，而这恰恰同时构成了马克思揭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的点睛之笔。

其次，从经济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是哲学革命成果的进一步深化。经历了哲学的革命和论域的转换之后，马克思力争寻求“此岸世界的真理”，但是马克思更明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10。所以，笔者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革命逻辑是马克思早年这一主张的充分体现。当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而是因为“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401。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斗争本身，而不是这种斗争何时发生以及采取何种形式。而事实恰恰证明：19世纪风起云涌的欧洲产业工人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分裂和对抗的真正表达，这种“事实的真理”用资产阶级的价值哲学根本无法说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加自信地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419-420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了对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虚假的道德情感的真正批判，无产阶级要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并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它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的同时也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而非社会性质）的真正实现，这一点体现在价值方面就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3]420

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我们之所以强调整体地理解马克思，是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的局限性，这种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用某种形而上学的框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肢解，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依照某种既有的原则（例如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思想进行拆分和组合。所以，这种所谓的“三部分说”颇具“以名害实”之嫌，如果非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冠以某种名称，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非政治经济学）最为合适，这是因为，这种称谓不仅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且较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指与能指，在此称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天然的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包容和彰显。基于这些分析，我们看到，对于晚年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资本的运作机理——几乎构成了他全部的工作内容。基于这一点，纯粹的道德和伦理意义上的价值概念早已为他所否弃，而对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抽象劳动）的分析则体现了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全新定义和言说。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很少从永恒、绝对和普适意义上去谈论价值与道德。借助《资本论》的逻辑，马克思明确告诉我们：剩余价值论才是资本主义抑或这个时代真正的价值哲学，如果不懂得资本增殖的秘密，任何一种对资本主义价值理论的谈论都是隔靴搔痒。此可谓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所一贯主张的具体的历史的立场一种强化，《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0月）和恩格斯的《致保尔·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等著作都可谓这一观点的鲜明体现。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从不主张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抽象地讨论价值和道德。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未预设一个独立的价值世界，退一步说，即使有某种价值哲学，它也并不是和事实世界并列的，它受事实世界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实际状况所决定，并且反映这种实际状况。所以，正如学者张曙光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价值问题在根本上体现的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命运和使命，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符合这一定义[5]。可见，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辨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性质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