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价值哲学”的性质及其原则性启示（3）

二、形而上学之外：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生长点澄清前提并划定界限是进行哲学研究的必要方法。马克思哲学并未植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而是终结了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将哲学带出形而上学之外，在此意义上，现实的物质条件以及基于这一点才可能的人的实践活动是言说价值问题的存在论基础。代表性观点可参见张传开、余在海《价值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3期；崔秋锁《论马克思价值观的哲学思想前提》，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因此，实质的说明并强化马克思主义所开辟出来的“非形而上学立场”就显得尤其关键。

众所周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进行哲学革命的重点理论环节，这项工作的全部意义在于使社会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得到了科学的界定，进而使哲学真正实现了双脚站立。在此意义上，以鲍威尔、费尔巴哈、黑格尔为代表的旧哲学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而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问题的看法也充分包含在这一批判过程之中。

对于费尔巴哈那种只知道人的感性、不知道人的感性活动，只知道自然、不知道历史的形而上学思维，马克思批判道：“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3]138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尽管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世界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但是，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更多具有感性人本主义特点，在这里，“人”的概念并没有基于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去定义。在此意义上，费尔巴哈尽管看到了世俗世界对于宗教世界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成了对世俗世界得以可能的秘密的真正透析。所以，费尔巴哈最多完成了对唯物主义的直观而并未基于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对这种唯物主义立场进行深化和巩固，基于这一点，费尔巴哈用博爱原则消除世俗社会的矛盾的做法就显得合乎逻辑，当然，这种做法的抽象性和无效性自不必说。

继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揭露之后，马克思发现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必要性。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代表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形式，只有实质地揭露和批判这种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才能获得存在论的合法性，当然，它同时为实质的说明价值问题提供了前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篇都在强调“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们对那种无视“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的观念论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笔者认为，马恩这项举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诠释一种新哲学，这种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还原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历史得以可能的生存论前提。马恩曾着重指出，人的实践活动大致关涉“四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在此，精神生产是击穿形而上学迷雾的关键。马恩认为，意识看起来具有某种独立性，它之所以“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东西，不是因为它独立自存，而是因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与之相关，所有的精神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以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这一非形而上学基础作为前提，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从市民社会出发去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92。只有恢复了“意识”的“非意识”基础，我们才能明确：“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92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完成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同时，使哲学实现了一种真正的站立，这种站立的一个有效内容就是将价值问题归于意识形态范畴。在此情况下，没有独立自存的价值应当，所谓的价值应当从内容到形式都源自人的现实生活，而非一种形而上学规定或绝对真理原则。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马恩对共产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定义，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7

马恩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在此意义上，“价值应当”还是“不应当”直接取决于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交往需要。所以，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内部去探求某种价值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必然要求，而对基于“物与物的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认知和批判代表了马克思在形而上学之外解析价值问题的核心内容。

笔者认为，青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关系的分析以及基于这一分析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产生了重大作用，而对社会存在和人的意识之存在论位次的科学阐释便是这项革命的积极成果，但是，对这种新哲学来说，“社会存在”其实就是“经济存在”，经济生活中包含着关于价值问题的全部答案。

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种将人及其劳动高度抽象化的做法，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4]14所以，国民经济学家只会在乎作为产业链之必要环节的“工人”，而不会在乎作为整体的、有血有肉、有全面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人”。所以，“不劳动时的工人”的问题只能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4]14。换言之，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真正关系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就是个“伪”问题。当然，退一步也可以说，即使国民经济学家们看到了劳动者存在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也只是生产要素之一种，它可以依照成本分析法予以定价和买卖，工资就是这种价值的价格体现。所以，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生的平等派，无论是重农派还是重商派，他们都认同资本逻辑的天然合理性，而从不关心工人同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简言之，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活动的本质。对此，马克思曾说，“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3]53。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逻辑下，谋生需要是人之为人的全部价值，劳动所得仅限于满足肉体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当然，更为实质的方面是，“通过异化、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了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3]60这个关系又成为一种强制，它在保证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同时，使异化得到了扩展和加深，所以，没有工人的异化劳动，资本家什么也不是。异化劳动使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价值原则成为一个假命题。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开始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实质性批判。

与一般的那种从“需要—满足”的角度去定义价值的路向不同，马克思关于价值问题的观点充分体现在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之中，而商品、商品交换以及与之相关的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则构成了这一分析的实质内容。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探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揭穿资本主义价值悖谬的根本切入点。按照这一思路，商品交换（无论是等价还是非等价）是经济生活的常见形式和基本内容，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劳动被商品化是不争的事实。雇佣劳动便是这一事实的概念表达，它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其实包含着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大部分，资本家要获得利润，就必须免费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并使这种劳动得到积累和买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6]216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基本前提是大量雇佣生产工人。马克思曾以教育的商业化为例对此进行过说明。他说：“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6]216

所以，正是在资本增殖的秘密面前，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伪善性，强调只有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对此，马克思曾批判道：“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7]

可见，形而上学之外的物质生产领域才是马克思讨论价值问题的重点，在此领域，马克思不仅发现了生产主体和分配主体之间的不对等，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片面性，在这种片面性下，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其实都应该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阶级联合与斗争其实应该以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为前提，这件事情既不等同于简单的仇富、劫富和灭富，也不等同于用单纯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给社会预设各种价值口号。所以，马克思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3]202深入理解这句话，既有利于理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唯物主义内涵，又有利于防止将共产主义概念化和道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