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勤：从“办社会”到“管社会”——谈中国特色社会治理（3）

宋老师：确实现在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特别多。有些人特别怀念五十年代，怀念建国初期的“大包大揽”；还有一些人呼吁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甚至有去党化的言论。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走向了极端。

针对前者，所谓“包办社会”，或者说社会学所称的“单位社会”，也就是描述大家进入单位后生活工作完全被组织安排好的形态。其实大家不是怀念那个时期的贫穷，而是怀念那个时期的公平——大家都共同的穷。这一点在老国企工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在当年他们干好干坏有份工作，又是国家养着的。单位社会就是单位无所不包。从孩子的教育，衣食住行，所有的问题全都解决了，这就是很多人怀念的原因。但这样一种制度是有着特定背景的。毛泽东时代资源特别匮乏，我们要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就必须得把这些资源集中，然后优先发展所有的重点产业和关键的社会事业，这个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必经的一个阶段。

在这种匮乏时期，人均收入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也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如果分配稍有不均的话，就有很人饿肚子，所以只能是大家工资都特别低，三个人的饭匀给五个人吃，但是五个人都能吃上饭。这种情况下，你只能优先去满足所有人基本生存需求。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十分注重公平，让更多的人都能吃上一口饭。这就是很多人怀念的原因：大家都平等，都穷，但精神上都挺愉快的，心态非常好。

现在我们社会发展了，吃喝无忧了，但却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主要是跟现在的社会心态有关系。很多人怀念那个时期，就是因为现在尽管他已经吃上肉了，但是太多的人吃的比他多、比他好，相对被剥夺感愈发强烈。此外，老国企的工人也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阶级就是老大哥，现在许多工人下岗了，本来享受着衣食无忧生活，却突然被抛向了社会。还有一批学者也支持此观点，他们主要出于对社会公平的呼唤，指责改革出现的很多问题，过度放大了改革的不利一面。

而现在呼吁公民社会的学者也有一些。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是很难跟中文里词语的哪一个概念完全对等的。我看到很多学者把一个时期社会组织的数量作为公民社会所谓成熟度的测量工具，好像有众多涉猎广泛、功能齐全、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就成熟了似的。我这一提法是有些狭隘的，跟我们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太吻合。特别注意的是，这些说辞有时候是在鼓吹公民社会的神效，好像一旦公民社会成熟，人人就能全面发展了似的。但是在中国，特别像我们这样改革的过渡阶段，如上所述，还有相当民众还在怀念单位社会的时候，所谓的公民社会是很难达到他们所描绘应有效果，也和中国现实的国情格格不入。

求是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社会治理体制无论如何创新、治理能力如何提升，仍然脱离不了“中国性”。那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集中概括一下中国社会治理中的“中国特色”究竟在何处呢？

宋学勤：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我可以尝试说一下。因为现在许多学者都表现出了对西方社会治理特别崇拜，他们大力呼吁引进资本主义社会治理模式。当然，我们不会去拒绝吸收外来先进的治理理念，但是我觉得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就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国情。为什么国情如此重要？虽然北欧等福利型国家的治理理念为许多人所向往，但其中很多东西不适合中国。

在中国，人口众多这样一个问题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状况来考虑社会治理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应该满足所有中国人最核心的诉求，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全力反映群众的诉求，然后来调节利益格局，使其更公正一些，这样才能真正的去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也才能增强社会活力。特别在改革30多年来，利益分配不均确实造成了比较多的问题。现在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很大，各阶层民众收入的差距很大，这是社会各界非常强烈的呼声，同时也是共产党社会治理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我看过一些关于教育资源问题的资料，城乡教育机会不均，占30%的城市人口享有占70%的教育资源，因此很多农村孩子向上发展的权利受阻，社会的正常流动出现问题。所以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体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牵扯到了每家每户。

应该注意，当前党和国家推行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强力反腐与推进社会公平是合拍的，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就是公平正义。官员在权力资源占有方面本身就处于有利的地位，而那些涉腐人员，他们所占有的大量的资源严重导致了分配不公，所以这部分人被查处了以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而现在提出的“让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一个理念也与社会公平紧密相连。但是如何共享这一块，不是说呼喊一个口号就解决了的，必须通过一个制度设计来保障全民都能够去享受到改革成果，让每个个体的尊严和人格能得到保证，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得到得到相应份额的利益，有上升的渠道。

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治理模式一直都随着执政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所谓与“简政放权”相适应的“管社会”理念，对政府的治理能力要求更高，更需要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来实现。有了中央的统一部署，各个地方需根据本地情况作出具体设计，如此才可能一步一步简政放权，地方政府才可以被调动起来。而到底怎么去落实，也不能是全国一盘棋，因为现在发展差距太大，所以“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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