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问题要历史地看（2）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人对理学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在公私问题提出了很多为“私”、“欲”、“爱”正名的思想，其中以顾炎武最为突出，他说:“人之有私，固情之不能免矣。”又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还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可以看出，顾炎武等人主要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角度理解公私问题，与前述宋明诸子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儒家关于公私问题的讨论主要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关于公私含义的理解并不相同。从社会影响来看，宋明理学的公私观念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它尤其是其中的程朱理学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依据，数百年来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文化和思想观念。正是由于程朱理学大力倡导“大公无私”、“立公灭私”，所以中国传统公私观念才给人们留下“崇公抑私”的鲜明形象。明末清初几位大儒的观点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很重要，但主要局限在学术界，未对社会大众产生广泛影响。

许多学者误把儒家所说的“公”理解为公共利益，把“私”理解为私人利益，再进而把“崇公抑私”、“立公灭私”误解为“杜绝个人利益追求，成就公共利益”，这实在是对儒家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儒家从来不曾绝对地否定个体欲望。

孔子确实提倡“三无私”，但其具体含义是要求为政者在处理政务上公道正派，不要因为个人利害和情感偏好影响政务，荀子所说的公义胜私欲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并未否认人的基本欲望具有合理性。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反对的是通过不合理的手段获取利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荀子更是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个人感性欲望:“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

程朱理学以“存理灭欲”的严苛道德立场而著称，但也对人基本的物质需求持肯定态度。二程说:“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废天职。”也就是说，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这些感性欲望本来是合理的(二程还把这些人们共同的基本欲望称为“公欲”)，只是当欲望过强才是应该否定的“私”:“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朱熹也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他对个体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欲望表示肯定，甚至视为“天理”，他所否认的是过度的、不合理欲望即“人欲之私”。

可见，如果把“私”理解为个人利益，理解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与行为，那么儒家从来没有绝对化地“灭私”。儒家提倡的“抑私”、“灭私”只是要求消除那些不适当的、过头的、违背人伦礼义的追求个人欲望的行为。

另外，儒家不仅以道义原则衡量“私利”，同样以道义原则衡量“公利”，反对以不正当的、不合理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儒家所谓的“崇公抑私”并没有绝对肯定“公利”的意思，而是指任何行为都要遵从道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