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税价同调如何转化为控烟之效（2）

烟草税价同调如何转化为控烟利好

此次是我国时隔6年后再度调整烟草税。与以往调整相比，此次调整最大的特点是实现了烟草调税与调价的同步推进。这也意味着，此次税价同调，直接作用于烟草消费者，以期达到控烟的最终目的。

据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28.1%，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到136.6万。严峻的形势面前，加大控烟力度时不我待。

今年6月1日，北京即将实施控烟新法规。根据法规，全市范围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将禁止吸烟；室外也对吸烟多有限制，如排队时禁止吸烟。违者将被处以个人最高200元，单位最高10000元罚款。有专家将此概括为“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如果说这是从法律层面进行控烟，那么烟草的税价同调就是利用经济扛杆来达到控烟之效。

理论上说，这种制度思路没有问题。烟草毕竟是一种商品，价格因素肯定会对消费市场产生波动，并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事实上，提高烟草的税收和价格，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为有效的单项控烟策略。但从实践看，税价上调能否控制烟民数量和烟草销量，只能保持谨慎乐观。吸烟具有成瘾性，烟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刚性消费品，尤其是对一些老烟民来说，10%的提价似乎还不足以使他们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报道中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现实下，烟草的税价同调可能还会面临一种道德质疑：吸烟虽然有害健康，但毕竟是个人自由，如果有人就是要坚守这种自由，那么烟草税价同调就不仅起不到控烟目的，还会加重烟民的负担。其意义何在？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控烟究竟控的是什么？控烟不仅是控制烟民数量和烟草的销量，而且要控制烟草的危害，相比之下，后者才是关键所在。这就要求，一方面烟草税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可监督，另一方面，还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将从烟民手中收来的税款用于减少烟草带来的危害、提升国民健康。换言之，烟草税不是对烟民的惩罚，而更类似于一种公益基金，应主要用于公益事业。

这就意味着烟草税的征收与其使用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烟草税使用的正当性决定了征收的合法性。美国联邦政府的烟草增税专款专用于儿童医疗保险，而在各州，烟草税也大多用于教育和卫生事业。以加州为例，每包卷烟须缴纳0.87美元州烟草税，其中0.5美元用于儿童教育，0.25美元用于控烟和医保。在爱尔兰，烟草增税必须主动向纳税人公布每一分钱花到何处……某种意义上说，烟草增税真正值得关注之处，其实是“用到哪里”，而不是直接产生多大的控烟效果。

价格控烟之外应有更多努力

应该肯定涨价控烟可以起到一些最直接的作用。比如收入水平有限的群体，因为香烟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减少抽烟行为，但另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价格幅度的上升有恐推动烟民由抽好烟向抽劣质烟转变。而从烟的危害来说，劣质烟的焦油、尼古丁比好烟更多，如何避免这样的局面，显然必须纳入控烟议程。

强调涨价控烟只是一种途径，并非否认涨价措施的正当性。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卷烟消费税的水平其实比较低，对卷烟课以高税事实上已是主流做法。只是如何发挥好价格控烟措施的效果，需要公共部门辅之以更多具体的措施。比如就香烟产品的封面设计而言，可以要求其具体展现吸烟的危害，而不是一句简单的“吸烟有害健康”。在公共宣传上，则要更多地进行生动的控烟宣传。比如城市的公益广告牌等等可以利用的渠道，都可以纳入控烟宣传的渠道。不要小看控烟宣传的作用，据《遏制烟草流行》一书作者披露，“南非在使用了措辞严厉的警示语后，香烟消费量下降明显”。

当然，仅仅靠这些还不足以取得更好的控烟效果。剖析中国的控烟实际，一个更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帮助吸烟成瘾的民众控烟。从现实层面来说，有着控烟需求的烟民并不在少数，但执行起来却很艰难，这是因为他们吸烟已经成瘾，单靠个人意志去戒烟，很难说能戒烟成功。基于此，可以学习其它国家的一些先进做法，拓宽戒烟渠道。比如推广一些替代抽烟的产品，如电子烟。再比如在医疗机构开设戒烟门诊、戒烟热线，通过科学的方法帮助民众控烟。

对比控烟工作做得不错的国家，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一份来自全球23个国家100多位控烟研究人员的项目报告显示，卷烟消费税如提高两倍，卷烟零售价格可增加约1倍，而卷烟消费将至少降低30%。”这说明依靠价格控烟，有着长远的愿景。一方面，可以考虑继续调高卷烟消费税税率，因为区区小额度的上涨不足撼动烟瘾。另一方面，公共部门更积极地投入到控烟当中，加强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

没有人乐意坐视健康受损，吸烟成瘾者也只是轻视这一过程的长期危害。控烟怎样做好，既关乎一种习惯的改变，也关乎我们怎样的控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