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汉匈和战对两汉时期文化交融的影响（2）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为解决匈奴的困扰，刘邦亲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没想到，被冒顿单于率匈奴三十余万精锐部队围困在平城东南的白登山，七天七夜，损失惨重，最后陈平献奇计，方才脱身。平城之役是汉初时期，汉匈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最后以汉朝的惨败而告终，这说明，汉初国力衰微，尚不是匈奴的对手。回到长安后，刘邦接受刘敬和亲建议，拉开了汉匈之间和亲的序幕。

所谓的和亲，其中心内容是汉朝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做阏氏，每年还要向匈奴赠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和其他食物。另外，汉朝还要开放关市，准许内地人民同匈奴人民贸易，当然，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匈人民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和联系。同时，汉匈双方结为兄弟或翁婿，约定以长城为界，汉中央政权与匈奴分支南北，各自为政。

汉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将宗室女翁主嫁与匈奴单于，并派娄敬前往匈奴结约。汉匈间的厮杀声暂时停止，边陲又恢复了宁静，空旷的原野上，若隐若现地传来了几声轻悠的牧歌。

此后，汉朝一直在推行和亲政策，但是匈奴征战的步伐却从未停步，当然这不仅与汉匈势力的消长变化有关，也与匈奴游牧文化与习俗有关。

刘邦时代首倡的和亲政策，是以弱对强的外交手段。虽然和亲政策的效果，有时并不理想，但在当时却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汉以和亲的盟誓开启处理边疆人民关系的作法被历代开明政权所采用，为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尽管汉武帝以后和亲政策在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和亲政策一直在继续。最重要的和亲事件当数“昭君出塞。”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到汉朝，请求和亲，于是王昭君远嫁匈奴，匈奴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寓意匈奴从此安定和平。两年后，呼韩邪单于死，王昭君遵从匈奴习俗，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单于，王昭君在匈奴共生一子两女，均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公主们远嫁的汉人，把中原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带到匈奴，广为传播，使匈奴在潜移默化中，渐变风俗，提高素质，使匈奴向人类文明更跨进了一步。

随着汉匈和战的进行，汉匈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促进了彼此的文化、生活乃至社会习俗的发展。一方面，匈奴内徙：如汉武帝在与匈奴的数次较量中，日渐占据上风，特别是使用卫青和霍去病以来，多次取得胜利。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相约来降。汉武帝专门将休屠王4万余众安排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沿边五郡，尊其习俗，史称“五属国”。此后，胡汉杂处，各民族之间的民间通婚开始流行。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对民族融合和人种的优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通婚和汉文化的接受，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汉族融合众多民族和人种在体质、智慧得到不断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汉人外迁。根据现存史料统计，两汉时期通过掳掠、战俘、逃亡、投靠、和亲、出使（扣留）等途径，进入匈奴的汉人总数在十几万人之上，这些众多的汉人对匈奴政治、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特别需要注意地是战争对文化交流的作用，尽管这不是战争的直接目的，但客观上的确起到了这种作用。如匈奴对汉族优秀人才的优渥和尊宠，就对匈奴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

汉高祖刘邦时期的韩王信、燕王卢绾投降了匈奴。

汉文帝时期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单于甚亲幸之”，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计，以计识其人众畜牧”，改变着匈奴本“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的习俗，大大提高了匈奴的文化水平。

汉武帝时期的战将赵信投降后，被封为王，教匈奴人战阵，并带领匈奴人筑造了赵信城；卫律投降后，被封为丁灵王，卫律曾为匈奴单于“穿井数百”，即传授中原的先进的水利技术；李陵投降后，被封为右校王，“娶单于之女为妻”；李广利投降后，尊宠在卫律之上，“娶单于之女为妻”；骑都尉李绪投降后，教匈奴练兵，位在李陵之后；苏武被抓后，匈奴百般诱降；张骞被俘后，妻以胡妇……当然，投降匈奴的汉人还有许多。种种说明，匈奴对中原汉文化极为追慕，利用一切机会，在学习汉文化。同样，汉民族对匈奴人才，也是极力使用，如汉武帝时期俘虏的休屠王的弟弟金日磾，善养马，后武帝选为顾命大臣。张骞归汉时，携胡妇同行；苏武返国后，朝廷将其胡妇所生儿子迎回长安等，这些都说明无论是汉对胡人，还是胡对汉人均是认同的，接纳的。

西汉后期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远遁，而北匈奴的远遁，又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当然也毫无疑问，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