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现实的无能：尼采论虚无主义的根源（3）

二、文化的衰败，平民精神的胜利

如果说基督教是底层的失败者发明的意识形态，借助哲学上的柏拉图主义得以更具根基，更有流传的空间，那么，现代文化就是中间阶层的中庸者的意识形态。这种“起源于英国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义”[12] ，不断发展为一种日益丰满、日益完善的体系，其中蕴含着的功利主义和幸福论就是尼采最反感的、孕育虚无主义的东西。它始自一种霍布斯式的自我保存，没有更高的自我提高的志向，缺乏一种高雅的文化追求。用马克思同期的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话说就是，英国文化主要继承了希伯来精神，缺乏应有的希腊精神来中和与补充。[13]

现代文化继承的主要是一种希伯来精神。虽然在继承中似乎有一种提升：从下层奴隶的精神升格为中产阶级精神。但这种一脉相承的基督教文化没有体现高贵，体现的是对早已出现的崇高文化的退步、退化，是对高贵的反动和拒斥。尼采指出，现代文化则是“‘驯服的人’、不可救药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经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历史的意义，是‘上等人’”[14]。尼采说他们的确有理由把自己视为“上等人”，因为他们不再是失败者、病患者、疲惫者、萎靡者了，“他们觉得自己至少还是比较适度的，至少还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还是肯定生活的……”[15]他们的的确确不是低下层的人，不再是生活的失败者，他们的思想也不再是发泄怨恨，表达一种对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畏惧着的、只有成功者才有能力控制的世界的不满和焦虑，相反，他们已经成功地建构了一个旱涝保收的、经得起风吹雨打的、保险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们提供安全、起码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虽然还不理想，但已经惠及很多人了，已经在物质上满足了更多人的需求了，虽然这种需求日益被定格于身体和物质层面，灵魂不再受到重视，但也似乎前无古人了。尼采认为，这种现代体系日益印证出中庸者的品性来：狡猾、舒适、平庸、冷漠、中国化、基督教化。人们不再惧怕他人，因为没有了“他人”，看到真正的人(最有意义的一种“他人”)就厌倦，这就是虚无主义。[16]

在我看来，尼采之所以把这种文化的变更称作虚无主义，有一个基本前提。文化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高于它们才是虚无主义发生的基本前提，主要系指哲学、艺术、宗教的文化，是人类生活中最高、最核心的内容。哲学家、艺术家、圣徒是这一文化的核心所在；产生哲学家、艺术家、圣徒才是这种文化的使命。为了产生、塑造崇高的文化，甚至可以撇开政治和经济，或者否定、拒斥政治与经济的某些原则，也就是塑造和导致平庸的那些原则为前提。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文化的原理，是很难推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作为这个学说的最终结论来的。但根据尼采的文化优先、文化高于政治与经济的思想，就很容易得出一个虚无主义的最终结论。

根据尼采的看法，人类的目的在于范例，优秀人物，审美性的天才和英雄。只有他们才能创造高雅的文化，只有他们才能不断地超越平庸，体现出人类文化的创造力和高度。正如托马斯·曼概括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和无愧于人之为人的是一个英雄般的生活经历”，“英雄般的生活经历”就是圣者的生活经历。圣者的生活是尼采崇尚的生活，是超越了虚无主义的有意义的生活。[17]

按照这样一种标准，基督教文化、现代文化都不够格，都达不到尼采期望的高度。尼采并不否定和拒斥弱者。弱者如果安心于自己的弱者地位，在精神上接受强者的地位，接受强者的指导，那就是顺应了自然，使各种人各得其所。尼采反对的是弱者不安心于自己的地位，要在精神、文化上把自己说成是最为崇高的、最为根本的，甚至还是唯一可能的。这样的格局就是一种颠倒，就需要批判和矫正了。在他看来，弱者不愿承认自己的孱弱，一定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跟自己的所作所为相适应的品质说成是“善”“好”，甚至是唯一的“善”与“好”。“这个冷酷的现实却由于无能的伪造和自欺而被包裹在退缩、平静、等待的道德外衣中”[18] ，孱弱的道德化为善良，高级的品质却被视为危险、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要问“多数人优先还是少数人更高”这样的问题，尼采显然不同意“多数人的利益更高，少数人的价值更低”这样的现代思想。他认为“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19]。也就是说，从价值上说，少数人创造的价值可能更高，价值高低不能以多少人信奉为标准。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西方的历史，就呈现为犹太人战胜了本来创造了高级文化的希腊人和继承了这种传统的罗马人，完成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价值重估和价值重建。这种重估和重建是一种低级文化对高级文化的颠覆和造反。奴隶、平民的文化取得了不断胜利。文艺复兴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苏醒，但太短暂：

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理想、高贵的价值观念曾经历了光辉夺目的复苏。……但是，很快地犹太教又一次获胜，这要归功于发生在德国和英国的运动，它被称为宗教改革，而实质上是平民的怨恨运动。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是：教会的重振和古罗马再次被置于古老的墓穴安宁之中。法国革命使犹太教再次取得了对古典理想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更深刻的胜利，因为如此，欧洲最后的政治高贵，那盛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精神，在民众怨恨本能的压力下崩溃了，地球上还从未听见过这样热烈的喝彩，这样喧闹的欢呼!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根本无法预料的现象：古典理想本身现形了，在人类的眼前和意识中再一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它比以往更强大、更简单，更显著，它大声疾呼反对怨恨者古老的谎言口号：“多数人享有特权”，它反对底层意志、降尊意志、平均意志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志；它喊出了可怕的但是令人振奋的反对口号：“少数人享有特权!”拿破仑的出现就像最后一个路标才指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样。[20]

尼采在这里集中表述了对西方文化历史的看法，反映了他对古典文化再一次复兴的期待。按照尼采的看法，近代宗教改革成功之后造就出来的标准“现代人”是一种中产阶层的人，他们本来是平庸的大多数，却不承认，还打压、否定高贵者的文化，显示出一种对自然、对上帝、对自己的傲慢和无知：“我们的整个现代存在，只要不是软弱而是力量和对力量的意识，那这存在就显得傲慢和无视神灵：正是那些与我们今天所崇敬的相反的东西，长久以来以良心为其代言人，以上帝为其守护神。”傲慢是现代人对自然的态度，施暴于自然!我们对上帝施暴，我们对自己也傲慢，不再在意灵魂的拯救：“傲慢也是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我们高兴地、好奇地把灵魂从活生生的肉体上分割下来，我们哪里还在意灵魂的‘拯救’!”[21]

由此来看，第一，基督徒相信的上帝必定导致虚无，尼采甚至把上帝说成就是“虚无”。[22]只是这种虚无需要一定的历史进程才能呈现出来，成为人们的现代体验。在这种体验发生之时，也就是现代物化体系形成和逐渐完善之时。现代物化体系的完善进一步祛除神圣，并导致虚无的加重。现代物化体系成全了一种平民精神，造就了一种中庸精神的甚嚣尘上。在尼采的眼里，物化就是虚无的标志，就是虚无的滥觞。这一文化塑造的“个人自由”的理念，尼采也是并不领情。[23]因为这个“个人自由”必定导致激进怀疑主义，而如上所述，激进怀疑主义者并不是高贵的强者，而仍然是弱者或中产者。第二，尼采仍然相信神灵，信仰对于高贵者是必需的。没有信仰，跟没有真正促进生命、没有提升人的高贵的传统信仰，都是虚无主义，都是缺乏高贵的表现。尼采在《道德的谱系》结尾处这样写道，没有信仰，还不如信仰“虚无”(即本质是虚无的那类信仰)好：“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