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 （2）

孔孟之道不可能自发地导出民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孔子说“以道事君”，孟子讲“诛独夫”，这不能说明“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

张分田：这种观点只见皮毛，未见本质。实际上，必须规范、限定、制约君权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共同主张。诸如《韩非子》主张统治者“以道莅天下”、“以道正己”，告诫他们“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否则“天子失道，诸侯伐之”。不可否认，这一类思想蕴含丰富的积极因素。但是，从核心价值观及基础框架看，《论语》、《孟子》、《韩非子》并没有本质区别。

我发现，以孔孟之道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基础框架，由系统回答十大经典问题的十大经典命题构成，包括主要回答政治的本原、本体和本质问题的“立君为民”；主要回答国家元首及政治主体问题的“天下为公”；主要回答国家形式问题的“天下一统”；主要回答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原则问题的“政由君出”；主要回答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定性问题的“君臣合道”；主要回答施政纲领问题的“君主无为”；主要回答政治过程问题的“广开言路”；主要回答社会公平问题的“平均天下”；主要回答社会道德教化问题的“孝治天下”；主要回答制度建设及法律规范问题的“法理天下”。这些命题将政制理论与政事理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全面回答了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历代著名思想家普遍使用了这一基础框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政治学”。

如果适度超越“民主与专制”的评判尺度，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很不简单，其现实的态度、缜密的构思、周详的规范、精巧的设计和理性的关切，在世界古代史上无可匹敌。对这个历史现象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某些积极因素并不意味着儒家“反专制”。由于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学说体系明确将“专制”及“君主专制”作为核心范畴和首要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换言之，孔孟之道并不能自发地导出现代的民主思想？

张分田：“孔子尊君，孟子尊道”乃是古人之公论。“尊君”，即尊崇君主制度；“尊道”，即尊崇君主制度的一般法则。“四书五经”没有“民权”、“宪政”思想，其“民主”一词也是指“为民做主”，亦即专制。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览“四书”，就会发现孔孟之道与君主专制相互契合。

孔孟的政制理论有几个核心命题，即《论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左传》引孔子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和“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中庸》引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和“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孟子》引《泰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引《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引孔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等。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

实际上，儒家原本就是用“专制”论说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的，即唯有君、父、夫有资格专制，“妇之从夫，犹臣之从君，子之从父，无专制之义，无刚亢之法”。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如何评价清初政治批判思潮？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不是蕴含着民主色彩吗？

张分田：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黄宗羲“仍因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真正之转变”。这说明孔孟之道不可能自发地导出民主、自由、人权思想。

我对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评语是：形成群体，汇成思潮；关注现实，切近实际；思想激烈，言辞犀利；议论精彩，不乏创见；立论思辨，思想升华；引领潮流，显露新意；因循传统，未脱窠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脱窠臼”的判断是怎么得出的？

张分田：“未脱窠臼”的判断是依据一个证据链得出的。诸如主张“循天下之公”的王夫之是一位思想巨人，然而专题辑录他的尊君思想却颇似一部主张绝对君权的著述。黄宗羲笃信“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将平天下的希望寄托于“令君心自悟”。《明夷待访录》“天下为主，君为客”那一段的思维逻辑是：无君之时，天下混乱；王者大公，天下太平；君主谋私，则为大害。这种“设君之道”古即有之。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基本思路乃至激烈话语，在历代王朝的官方学说中也不难找到。唐太宗的《金镜》、《民可畏论》便是典型例证。

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批判思想的系统研究，我发现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尊君—罪君”政治文化范式，除少数无君论者外，没有人超越了这个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政治思维方式严重阻滞了中华民族的观念更新，而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局限性恰恰是典型例证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批在野思想家高举“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旗帜，将儒家“民本思想”推向极致的时候，皇帝们也在以“立君为民”、“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为皇权定位，为帝制张目。就理论的基本架构而言，二者存在实质的相似性。这一历史现象应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上述历史事实的存在必然导致现代崇儒者面对一个自设的价值判断困境：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他们的经典依据是《孟子》，解读也没有背离孟子的基本思路，许多话语甚至比孟子更明确、更到位、更精彩，却显然无法用“反专制”来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