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自主”外衣下大学行政化的变种

警惕“自主”外衣下大学行政化的变种

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显然更多是以数量规模为标志的。光鲜的数据和成绩反而使得内涵建设层面的一些问题被长期掩盖,而无法获得较好的重视和解决。尤其是大学行政化问题,已经成为束缚中国大学迈向新台阶的沉疴。大学行政化问题若得不到有效根治,中国大学不但无法告别平庸,中国高等教育之深化改革也恐将无法破局。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显然对此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以纲领性文件的形式表明了中央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和方向,也体现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全面深化改革思路。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显然对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难题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就是要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推动大学去行政化。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症结是内外兼有的:既有大学外部环境的行政化,需要政府对大学简政放权,为大学创造一个非行政化的外部环境;又有大学自身系统内部的行政化,而这恰恰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之处。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政府简政放权,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力,大学自然就去行政化了。这当然是天真的想法,因为若仅仅着力于大学外部行政化问题,行政权力自然会转向大学内部寻找藏身之地,并且还会利用“自主”的外衣而产生权力变种,以更隐秘的形式存在。

披上“自主”外衣,大学行政化可能产生变种

法国社会学巨擘布迪厄认为社会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如文学场域、艺术场域、大学场域……尽管任何一个场域说到底都受到元场域(政治经济权力场域)的影响和制约,但也基本都会经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比如欧洲大学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积极寻求摆脱教会控制的中世纪大学,还是洪堡时代致力摆脱世俗国家政治、经济权力干扰的德国大学,都在这个历程中发展出自身的独立性,尤其是学术方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成为大学场域成形并发展的根基。一个场域越是具有自主性,自身的内部逻辑越是清晰并能得到共同体的遵守,外部权力越难以渗透到场域内部。

而在此方面,目前的中国大学尤其是公办大学的事业单位性质还很浓,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行政系统的延伸而存在,因此,准确地说中国未有名副其实的大学场域,更无独立的大学逻辑。即便有所谓的大学逻辑,也仅仅是作为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附庸而存在,甚至几乎被这两种逻辑替代。在这种境况之下,大学所获得的办学自主权,不过也主要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或转移而已,其权力的性质并没有产生根本变化。

这就使得改革可能会面临一种两难困境:不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力,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无从谈起;但在大学已经被各种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渗透的情况下赋予其过多自主权力,同样也是危险的——由于长期受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当前我国大学内部系统缺乏应有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加上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这种内部条件尚未发育成熟的条件下承接过多自主权力,显然是大学“不可承受之重”。若对这种情况没有觉察甚至打马虎眼,可能不但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反而使得权力披上一层“自主”的外衣之后,变得更加隐秘,甚至还会产生权力的变种:

首先,并非所有相关政府部门都心甘情愿主动放权,但在中央简政放权大背景下又不得已而为之,也即外部的行政权力显然并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弃对大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这些无处安放的权力可能会化作涓涓细流,以更隐秘的方式渗透到大学的权力决策系统中去。

其次,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则借此机会,合法化地承接了各种“自主”权力的支配权。一部分愿意锐意改革的行政力量,可能会进行自我革命和自我约束,设置更好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让权力更好地服务学术、服务师生。但也不排除一部分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行政力量,会将事关重大、利益巨大的“自主”权力截留,仅将一些无关痛痒的权力发包到学术委员会等机构中去,美其名曰将权力回归学术,其实真正属于学术的权力微乎其微。

最后,就算是由学术委员会决定的事情,真正的学术权力也未必就能起到支配作用。美国当代著名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认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更多是冲突与制衡,但在缺乏大学逻辑的中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很多时候更显得水乳交融甚至是轻易达成利益结盟。

可以想象,在以上这几种情况交织上演之后,完全可能缔造出大学行政化的变种,这种变种后的权力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混合体——貌似削弱了行政权力,加强了学术权力,但很可能只不过是借学术权力之名,套各种委员会之壳,其内核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行政权力。这种变种后的权力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披着“自主”的外衣,它在大学章程和学术委员会的包装下显得程序正确,它所产生的决断和结果容易被人们认为是合理合法的,而行政权力却可能躲到了暗处,并且成功转型为幕后操盘手。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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