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我背叛导致卡扎菲走向灭亡的根源和警示（2）

（二）卡扎菲的不少子女和政府官员都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

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巨大转变对其子女和政权中的官员影响很大，导致其子女大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甚至拥护西方的价值观念，思维、生活等方式深受西方影响，他们的言行在利比亚国内外都产生了恶劣影响，加速了卡扎菲的倒台进程。以卡扎菲的第六个儿子赛义夫·阿拉伯为例，他2006年被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录取，虽然是一名在校学生，但他却把大量的时间、金钱都花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上。赛义夫·阿拉伯特别喜欢名车，常开着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在慕尼黑街头兜风。仅仅是在2006年11月至2010年7月，他就因包括超速、人身伤害、非法持有武器等在内的10项罪名接受德国警方调查。其中2008年，他的法拉利跑车还曾因为废气问题被德国警方扣留。德国媒体还透露，赛义夫·阿拉伯喜欢逛夜店，一次因为交女朋友与人在夜店大打出手。这一系列行为不仅损害了卡扎菲家族的形象，而且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利比亚爆发内战后，赛义夫·阿拉伯被卡扎菲派到了前线打击反对派，当时竟然有西方媒体报道称赛义夫试图叛变。

赛义夫·伊斯兰则在说服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后，更加肆无忌惮地亲近西方的人士和思想。他经常出入西方上流社会，是不少西方政客、贵族、金融家、艺术家和学术人士等知名人士的家中常客。2007年，英国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在白金汉宫接待了赛义夫。并且，赛义夫还曾是在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维也纳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产业链的著名银行业家族后裔纳特·罗斯柴尔德的朋友，并曾获邀参加其在英国乡间共度周末的传统狩猎活动。2009年，他竟然向美国著名歌手玛利亚·凯莉支付100万美元，就是为了在聚会上请她演唱四首歌曲。此外，会员包括拉甘地、谷歌创始人之一布林等知名人士的全球青年领袖俱乐部还专门给予赛义夫会籍，希望有朝一日能推动他建立更自由、更民主、更进步的利比亚政府，沿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去进行改革。

因为与西方走得很近，卡扎菲的子女们都有机会经常到西方国家接受“熏陶”，不仅是赛义夫·伊斯兰和赛义夫·阿拉伯，他的其他几个儿子也深受西方的影响，并在西方国家留下了不少“恶行”，使不少人对卡扎菲家族印象越来越差，甚至产生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他的三儿子萨阿迪曾先后效力于意大利甲级联赛的佩鲁贾、乌迪内斯等俱乐部，并持有尤文图斯俱乐部的股份，在利比亚国内担任足协副主席。他还曾是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的主要投资人，曾投资给一家美国的电影制作公司1亿美元。他的四儿子穆塔西姆和三哥一样喜欢涉足娱乐界，与二哥一样喜欢玛利亚·凯莉，并为她的音乐会一掷千金。五儿子汉尼巴尔被认为是脾气最暴躁的，不仅在2004年酒后竟然开着保时捷和警车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展开追逐，而且他的保镖随后还攻击了警察；2004年，他被人向警方举报在巴黎的酒店内殴打他的女朋友；2008年，他在瑞士日内瓦涉嫌殴打两名佣人，遭到当地警方逮捕。

卡扎菲政权的不少官员也都被西方通过多种方式渗透并悄然倒向西方，成为北约军事干涉利比亚的“带路党”，前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也被简称为总人委，相当于政府）司法秘书（相当于司法部长）穆斯塔法·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贾利勒就是一个受西方价值观深刻影响的典型。贾利勒一直希望利比亚成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在与西方合作方面持开放和依赖态度，这一点被赛义夫器重。但是，当被卡扎菲派往班加西做“与伊斯兰主义者协调释放扣押的人质”工作时，贾利勒却趁机叛变，并成为反对派组织——“过渡委”主席。卡扎菲政权关键人物之一、外长穆萨·库萨曾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求学，在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深受西方影响。他先后任职利比亚欧洲安全顾问、情报机关首脑、外交部长等要职，并被认为在利比亚与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众多北约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却在2011年3月底秘密前往英国并宣布辞职，一些证据也显示他个人与许多英国人关系良好。并且，“过渡委”绝大多数高官曾是卡扎菲政府的高官，其中不少人是赛义夫几乎全盘西化政策的支持者。在这些倒向西方的官员影响下，卡扎菲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推行私有化，而且军事上严重依赖西方，甚至将国家外汇几乎全部存入西方国家银行，结果最后被西方国家全部冻结，并被用来“援助”给“过渡委”。

（三）卡扎菲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其自我背叛的思想根源

理想信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很多人而言，信仰应该是其灵魂深处的追求，是精神寄托、行动指向和生命归宿，是一种关系到生死问题的终极判断。信仰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具有独立性、隐秘性，但它最深刻反映和检验着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信仰的根本问题是价值导向的问题，既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实践中所选择并坚信的主导价值观，又是国家、民族和社会所选择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信仰是挺拔的参天大树，它就像一面清澈、公正的镜子，映照着每一个人政治的清浊、素质的优劣、品格的高低。邓小平曾指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6] “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7]而卡扎菲之所以自我背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真正建立起赢得利比亚人民信赖、信服、信仰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没有坚定地去实现理想。因此，他所追求的“全民民主”、“公正和谐”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最多只能说是带有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所谓的理想信念只不过是他的政治工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随意改变甚至背叛。

信仰的缺失就是根本的缺失，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曾是卡扎菲的优势，曾是他猎猎招展的精神旗帜，而正是信仰丧失使他最终自我背叛并走向灭亡。当年的卡扎菲确实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1973年提出“世界第三理论”，从1976年至1979年先后发表三本阐述这一理论的《绿皮书》，宣称利比亚施行的制度是“新型社会主义”。他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旧政权，目的是为了“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并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把“后殖民主义”时期的利比亚带进入一个新时代；并且，在他执政之初，也确实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例子就是他一直没把自己的父亲从贫民窟接出来，而是希望当人民都摆脱贫民窟后再让家人“脱贫”；他还关心民众疾苦，喜欢以平民身份去看病或突访某个政府机关，通过“微服私访”对懒政、怠政等弊端深入了解；他很崇拜毛泽东，经常在大会上讲话突然会冒出几句毛主席语录，如“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他的思想包括伊斯兰教的指导原则、平均主义的建国原则和泛阿拉伯、泛伊斯兰的对外政策三方面的内容；他大力宣扬“世界第三理论”，宣布要建立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具有自己的特色“伊斯兰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对一切剥削和雇佣劳动，提倡人人平等、妇女解放，认为“议会是虚假的民主”，提倡“没有人民大会就没有民主”。但事实证明，他虽曾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雏形，却根本没有为真正实现理想去努力奋斗，更没有为之献身的坚定信念，充当“反西方强权政治的斗士”被怀疑只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演技，理想信念只是他手中的一张牌。当他完全倒向了西方国家之后，人们对他的一切言行都不再相信，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失去、背叛理想信念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