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此，中国共产党在五四精神指引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一、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八股教条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开启了传统文化承继的进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一方面，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阻碍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矫枉过正的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反映的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恰恰是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的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首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坦承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价值阙如的偶像和精神垃圾。李大钊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其次，他们在抨击纲常名教中，还常常引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为武器，对这些被统治阶级认为“离经叛道”的东西持肯定和重视的态度。陈独秀在《宪法与礼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2]。可见，他们是根据社会演进的需要，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取舍，并积极评价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养分。再次，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还进行适当的整理和继承。陈独秀在《答某读者》一文中说:“今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3]。在陈独秀看来，“温良恭俭让信义仁爱”诸美德等作为世界普遍践行的道德，至少也为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所统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有着契合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一是哲学方面。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辩证思维,例如，阴阳五行说中五行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蕴含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仓癝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朴素唯物思想，这些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二是民本思想方面。诸如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荀子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等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容易产生共鸣之处。三是注重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特别重视实践的，把实践看成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的。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概念，但是实践的精神在传统哲学的知行之辩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四是社会理想方面。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在中国历史久远。从“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均平思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心态；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到道家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孔夫子的“天下为公”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大同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甚至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用“世界大同”来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公平、公正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承继了传统，同时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相似之处，从而减少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和心理基础，为两种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