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2)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2)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八股教条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开启了传统文化承继的进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二、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五四运动不但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使得当时的先进分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胜利,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一,五四运动使得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致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是得到广泛的传播。一是传播的途径多样。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是通过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五四运动后,除东方的日本主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渠道和俄国渠道。西欧渠道主要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赴欧洲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担任媒介。他们当中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出版的《少年》《赤光》杂志上登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通过向国内报刊发通讯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渠道由在俄国学习和工作的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等人在列宁主义的故乡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3年底,国内报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300余篇文章中,有40余篇是译自俄文的,在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只有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五四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猛增至400余种,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办的刊物外,当时中国的三大报纸——《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译介得多,研究得少;五四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逐渐聚焦,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国先进分子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已传入中国,初显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轮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成熟度有了提高。

第二,五四运动使得当时的先进分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当时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理论以其对于社会经济组织改造的深刻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科学论证,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而且找到了用社会主义取代它的途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理论在与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争论中脱颖而出,取得优势,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必然抉择。首先,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看到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逐渐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了;其次,以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左翼骨干,在学生运动的实践和学习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正如毛泽东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4]。再次,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为代表的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通过比较孙中山与列宁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的不同,思想上“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可见,他们思想转变的环境和途径是不同的,有各自的思想轨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在五四运动后至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第三,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辛亥革命前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英雄政治和贤人政治的实施,这在知识分子中是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显示的战斗威力和对五四运动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则使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劳工阶级的力量,从而引起了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普遍关注。先进知识分子从此更加关注“劳工问题”和“劳工运动”,而且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中所指出的:“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5]知识分子不仅在认识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力量,而且在行为上树起了一个崭新的目标,这就是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决条件。五四爱国运动后,许多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身体力行,到田间去,到工厂去。可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一方面,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初步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胜利,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郑重地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了科学的“主义”与先进的“政党”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动,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主体和坚强的领导力量。

责任编辑:覃磊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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