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火气、骨气和运气（2）

几块钱难倒一时豪杰，却不肯拿家里的一文钱

因为性格倔强，陈独秀一生都没有逃脱艰难困厄。命运好像在故意考验他，他便笑称：“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他的一生一直保持着书生气节和风骨。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的一间破旧的楼房，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乐此不疲，并引以为傲，以至20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吧！”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陈走后，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实为其四叔，人称“昔凡公”，是个画家，为陈家第一个中过举人之人，后做官，为知县，因治河有功升至辽阳知州，因无子，陈独秀五岁时就过继给他。他1913年去世，曾置下庞大的家产。陈独秀完全可以继承，但陈独秀却对其嗤之以鼻，从不愿谈起，更不愿沾嗣父的钱财。、

被开除出党，与其强硬甚至偏激的个性不无关系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携手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1920年上半年在上海成立中共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出席大会，但大会仍然推举他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此后至1927年7月，他曾任中共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中共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七年间风云激荡，革命斗争既激烈又复杂。中共中央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各项革命工作的进行，以及对形形色色的新老敌人的斗争，其中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莫不与身为中央领袖的陈独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担任中共早期领袖期间，他与共产国际陆续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共过事，对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差大臣”他没有一个看上眼的，尤其反感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所以，这些人都向共产国际告过他的状，这也为他早早下台，以至被开除出党，埋下了伏笔。

中共一大后，当年9月，陈独秀在广东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回沪，在船舷上陈独秀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20余万（元），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当即与马林发生冲突，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为何诬赖别人！”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关系闹僵，马林也是有责任的。当他接到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他被劝才与马林在上海见面时，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吻说：“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

张太雷奔走于马林和陈独秀之间，试图说服陈独秀。一天，张太雷借用马林的话劝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陈独秀不听则罢，一听就发起火来：“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将他拒之会外。他被边缘化了，只得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乘船去上海。一路上，他脸色铁青，嘴角紧闭，很少说话，难得开口。说的也是反反复复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到了上海，黄文容问他：“仲甫同志，鲍罗廷和中央屡屡让你去苏联学习，你为什么拒绝呢？”他回答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表现得十分消极，整天躲在上海的小屋里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问题。

1929年四五月间，陈独秀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手中见到了一批托派文件。他惊喜地发现，他的许多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似觉找到了精神寄托，渐渐地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身边很快形成了一个意气相投的群体，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并要求在全党公开讨论，企图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中共中央多次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陈独秀不听，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此时的陈独秀已听不进任何劝告。

正如陈独秀的老朋友汪孟邹所说，他是个“无法无天”的人。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甚至胆大到要求“公布列宁遗嘱”，而列宁遗嘱最核心的内容是：“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斯大林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上，可陈独秀根本不顾忌这些。

客观地说，陈独秀独特的个性使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

鲁迅是有傲骨的人，他也认为陈独秀非常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同时鲁迅又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陈独秀待人处事的方式。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

被捕后仍坚称自己是共产党人，让辩护人尴尬

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以后，被托派选为总书记，专心做起了托派工作。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九一八”事变后，他调整策略，把斗争的重点转向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网打尽。

陈独秀因有前三次被捕的经历，对被捕早已等闲视之。当他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时，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在被押往南京的京沪列车上，他竟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车到南京时还未醒来。

到了南京，何应钦在会客室传讯他，竟要起他的字画。陈独秀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应钦欣然接受。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要墨宝。一时间，大家都忘了他是囚犯，而他自己似乎也忘了其处境，诗兴大发，一一应允，挥毫题赠，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次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指控他有“危害民国”的“叛国罪”。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纷纷向陈独秀推荐辩护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担任他的律师，他最终接受了章士钊。章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两人曾合作办过《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后来，由于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两人便分道扬镳。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不计前嫌，再次站到了一起。

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庭后，开始审理。

胡善称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这时，大厅里一片安静，只听陈独秀说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旁听席上传出阵阵哄笑。

陈独秀最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法庭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起身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对好朋友”，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他极力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真可谓煞费苦心。

可陈独秀对章士钊的辩护毫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辩护不是他的光荣，而是他的耻辱。他一贯认为托派与国民党有本质的区别，托派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他不愿自己被人看成是国民党一条道上的人。因此，在章士钊辩护后，他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这使章士钊连连苦笑，一时尴尬难言。

这个“本人文件”就是陈独秀自己写的《辩诉状》。在文中，陈独秀称“国民党才是‘危害民国者’”，国民党政府是“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不如早日下台。同时，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已经偏离了共产党，背弃了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说到底，自己是个党内反对派，即他的诗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前去劝降，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谈话中，徐恩曾惊异地发现，陈独秀“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国民党终以所谓叛国罪判处他13年徒刑。陈独秀不服判决，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陈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