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政治比较看“治理民主”的优势（3）

■重新认识中国民主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民本主义民主”与“治理民主”

将民主模式区分为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有助于理解民主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境遇。理解了民主的模式才能建设好民主。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的民主政治到底该怎么搞？理论需要正本清源，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会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世界政治乱象。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基于自己历史文明基因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中国民主建设需要借鉴国外民主政治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就本文的语境而言，成败都与是否与本国文明基因相适应、匹配有关，因此，我们必须分别找出适应、匹配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的文明基因。

资本主义民主能置换为自由主义民主，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冷战，“社会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民主”已经被妖魔化为极权主义或者意识形态化为威权主义。因此为了便于与世界政治对话，便于别国理解中国的民主政治，我们需要更换社会主义民主的表述方式，或者说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更加艺术化的或者中国化的表述，形成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需要。

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表述，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这个词必须能表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自由主义能代表或者能表达资本主义的本质要求一样；第二，这个词必须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必须有强大的文明基因的连续性；第三，与“民主”有内在的联系性，民主不但有程序民主即林肯说的“民治”，更有本质上的关怀即林肯说的“民有”与“民享”。这个概念非“民本主义”莫属。

过去常讲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本思想是一种封建主义统治思想，这是片面的。新的研究表明，“民惟邦本”讲的是一种先民基于血亲关系而组成的亲族邑制共同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以亲族为秩序的国家形式。即使民本主义是一种封建主义统治思想，也并不因为与民主的人民自主性有张力而不能组合在一起，要知道自由(财产权)与民主(平等权)之间的张力更大,是一种紧张性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具体来说：

第一，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的，其实也就是以民为中心的，与民本主义的“以民为本”具有一致性。

第二，民本思想是中华文明基因的核心。中国之所以是中国，中国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散并能重现民族复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持久的、延绵不绝的民本思想，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看看芬纳的三卷本《统治史》，便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习近平同志要求“讲清楚”：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我认为，这些讲话包含了文明基因论的重要思想，即社会主义与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民本主义的一脉相承性。

第三，当民主思想输入中国之后，从革命家孙中山到毛泽东，再从思想界到普通民众，实际上都是在以“民主”的语言表达“民本”的思想和诉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就是民本，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国内外对普通中国人民主观的调查也发现，70%以上的百姓讲的民主其实是民本，以民主的语言去诉求民本。

基于此，完全有理由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表述为“民本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有一定的张力关系一样，即便是按照统治思想来理解民本主义，即民本与民主之间有一定的张力，也并不影响“民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成立（何况第一个提出民本主义的梁启超其实把它视为中国的民主思想）。原因在于：第一，民本主义与民主的本质性一面是一致的；第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本主义已经有了落地的工具，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难道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民主的大概念就是公民参与，而自下而上的参与可能是不平等的，有强弱之分，结果并不必然公正；而群众路线是自上而下的“逆向参与”，可以平衡自下而上参与之不公正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说“民本主义民主”是一种价值模式，那么它的实践模式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历史和实践中找到答案。以民为本的思想必然是关心“致治”的，即国家得到治理。从先秦始，中国的致治思想就非常丰富并延绵不绝，康熙说：“致治之道，人才第一”。治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与民主并驾齐驱的一个热词，在中国已经变成国家治理。这样，以治理为核心的民主可以被理解为“可治理的民主”，简称“治理民主”，它是实现作为价值模式的“民本主义民主”的实践模式。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相对于其他文明古国的强项就是治理或者说治道，治道理论非常发达。在现实世界政治的比较上，中国的治理要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以治理为核心的民主，相对于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具有现实和道德上的比较优势。比如，如果在竞争性选举意义上比较中国和印度，西方人认为印度优于中国；如果在“治理民主”的意义上比较，中国则是印度的老师。

“治理民主”的构成要素是：参与——国家自主性回应——责任。首先，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参与的形式又有诸多的次级实践形式，比如选举、协商、信访等。其次，自主性回应。回应性是所有民主理论都特别重视的，但是好的、有效的回应一定是建立在国家自主性基础上的，即国家有能力不受社会的控制；很多国家的“无效民主”，要么是无力回应社会的参与，要么是缺少国家自主性，被社会势力绑架或俘获。第三，责任政治。通过国家自主性的选择性回应，对参与的诉求作取舍，进而作出负责任的决策。“自主性回应”是“治理民主”的最重要特征。

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很多立法和政策过程都充分体现了“治理民主”的实践。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首先是建立在社会充分参与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诉求；其次是决策者有选择性地作出回应，并不是一概接受；最后是负责的权威决策和政策执行。

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或者党争民主，“治理民主”兼顾了民主和治理两大流行观念，不能治理的民主是不可欲的。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竞争性选举，“治理民主”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实践模式，其中包括次级的实践模式，比如协商、分权、自治和选举。因此，这种实践模式不仅更能体现民本关怀即民主本质，也更具有程序上的真实性和正义性。民主怎么能一选了之呢？相较于选举，立法和政策实施过程更关乎百姓的切实利益，这个过程的“参与-回应”才能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从而更能反映程序的公正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