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富二代负面形象 根源在于富一代
频频传出的富二代“坑爹”、败家丑闻,屡屡把他们送上道德的审判台,甚至司法的审判厅。富二代,在挥霍着父辈的财富时,也在为他们赢着一个个差评。富二代身上的问题,首先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只知道自己有钱,却不知道钱从何来;只知道怎么“炫富”,不知道如何“创富”;只知道财富为人生添色,却不知道道德同样点亮人生。缺乏行为规范的富二代,只是一次次为花边新闻提供丰富的佐料。
《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反观富二代的差评,根源却常常源于他们的父辈。李天一是李双江老来得子,过分的宠溺,是其不断滑向深渊的引力。许多富一代,往往出身贫穷,在自身的努力和各种机缘之下,终于打下了一片财富的江山。他们不愿儿子吃自己吃过的苦,他们往往怕亏了孩子,便用金钱给他们更多的补偿。也有富豪,也重视孩子的教育,但他们忙于自己的事业,疏于对儿子的管教,往往用巨额的花费把他们送往海外,以为就此可以完成孩子的教育。更有一些富豪,他们本身就是靠钻制度的空子成功,因此他们虽也重视教育,但却把道德修养从中剥离开来,直到铸成大祸。
事实上,富二代也不全是纨绔子弟。考察这些人的成功,我们同样会发现,富一代对他们教育的巨大影响。在这个方面,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做法,被许多富一代们奉为培养接班人的金科玉律。李泽钜、李泽楷八九岁时,就被安排在公司董事会上,静坐一旁,作为学校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课程。杨国强同样效仿了这种做法,在杨惠妍只有十三四岁时,杨国强就将她们姐妹俩带到董事会会议列席旁听。会后,杨国强还会向她们解释为什么他在会议上这样说话以及如何批评下属等等。2005年,获得父亲碧桂园的股份之后,杨惠妍以个人总资产达到74亿美元,成为2007年亚洲首富,至今仍是财富榜常客。
富二代的问题,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但又不止是个人的问题,他们可能连累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被打上“差评”,甚至影响社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信心,那就不是经济问题那么简单了。有了钱,生活当然可以有质量,但更应该有责任,把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实体经济、投入公益慈善事业,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显然需要对“富二代”和年轻企业家们进行引导,帮助他们树立行为规范。
政府为“富二代”开班 扭转富二代负面形象
光鲜亮丽的“富二代”培训班并不鲜见,民间培训、高校办班、政府试水。早在2009年,江苏省委组织部就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接班人。2013年11月,佛山市委组织部从100名报名者中挑选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分派到36家国企挂职。48人中超过一半是70后至90后的“富二代”。列举这样的事实,能够看到政府部门在历练“富二代”群体和补足信念养分上所做的努力,但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江苏民企接班人还是全国闽商弟子,在过眼云烟的培训班上成效几何,总能招致专家质疑和社会热议。
议论之声足以表明事件尚具讨论的价值,以政府搭台的“富二代”培训班更该向着体验式、实践化前行。动辙打“飞的”赶上课,迟到早退拼罚款,是培养规则意识还是慷慨赴“宴”?
慷慨之余,纷繁的“富二代”培训班少不了的标准动作是做慈善。江苏省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训班全体学员捐建希望小学的牌匾仍在熠熠生光,我们当然不该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富二代”做慈善,但倘若捐款慈善成为“富二代”培训班的告别仪式,这样的规定动作难免让善意多了一抹酸楚的味道。不论是组织者,还是不远万里汇集到北京的闽商弟子,恰恰深谙此道:迟到一小时罚款1000元,缺席者直接罚款5000元。更甚者是,“作为班长的学员,由于事先没有将规定传达到每位学员,自己主动要求自罚2万元。在班长的带头下,一场聚餐下来收到“罚金”4万余元,同学们将这笔钱全部用于公益事业捐了出去。”或许,这是学子们从培训班上学到的“责任担当”,但比拼罚款、追加罚金,这样的培训班式公益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培训班变身捐款仪式,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悲哀,政府开班更应把焦点回归培训的本源上来,争先恐后地做慈善,亮高姿态倒不如日行一善来得更实在。“富二代”培训班上搭车慈善,政府又何不是在“做慈善”?与其花时间去培训本就资源丰厚、背景深厚的“富二代”,不如花点心思到“穷二代”身上,把名贵的师资、高端的课程一把手揽给“富二代”们,岂不成了替富人做慈善?办班无错、培训在益,但如何将一碗水端平却是考量政府的一门学问。
近日,中央统战部官网刊文表示,要对中国“富二代”和年轻企业家们进行引导,树立行为规范。而在此前,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刊文讲话,无不是在为年轻“富二代”成长指路。培训也好,慈善也罢,围绕着“富二代”的争议总是停不下来,或许,“富二代”躬下身子、抛开面子,沉入社会的底流,学到的应该不比培训班上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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