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首发 图揭日本侵华的暴行（4）

二、违背国际公约，实施生化武器战

国际联盟于1925年6月17日，即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亦称《日内瓦议定书》）。但是，作为37个签署国之一的日本，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中国土地上研制和使用生化武器作战，大量残杀中国军民。据统计，战后已发现的丢弃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毒剂弹有200余万发，约1.3万吨，已造成2000余名中国民众的意外死亡或伤害，至今仍严重威胁着中国民众的生命安全。

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实验与细菌战

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开始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1932年4月，日军在东京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1932年8月，石井四郎将活人实验等细菌战研究转移到中国黑龙江省，在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第一个细菌实验所。1936年春，转移到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石井四郎亲任部队长。1941年，为了强化保密措施，该部队对外称“满洲第731部队”（简称“731部队”）。

由于石井四郎得到日本军部的支持，并能从裕仁天皇掌握的秘密账户里得到每年20万日元的年度预算经费，且逐年递增，731部队日益发展扩大。日本军国主义在14年的侵华战争中，先后建立了6支较大规模的生化部队，即哈尔滨的第731部队、长春的第100部队、敦化的第516部队（以研究毒气弹为主）、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北平的“北支甲”第1855部队、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总计有2万余人。另外，日军还在新加坡建立了“冈”字第9420部队。

731部队设有4个专门进行细菌研究与实验的机构、4个支队，主要研究传染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赤痢、霍乱等疫病的细菌，并承担着细菌作战任务。从1932年起，直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石井四郎一直领导侵华日军属下的生化部队，其中10年时间担任731部队部队长（后改由北野政次少将担任），1941年8月被调到南京担任第1军军医部部长。所有在华细菌战部队与石井四郎直接指挥的731部队等专业的细菌战部队，共同构成了日军细菌战的庞大体系。石井四郎由于从事生化武器战研究，被日本军部晋升中将军衔，并得到裕仁天皇颁发的高级勋章和通令嘉奖。

石井四郎建立的细菌、毒气实验基地，均融研究实验、制造生化武器和进行细菌战为一体。那些拥有医学博士、硕士学位和技士头衔的日本军官们，实际上是一伙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分子。当时由于细菌作战技术尚不成熟，731部队需要进行大量实验，而最令人发指的是使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这些被用于实验的活人被称为“马鲁大”（日语意即“剥了皮的圆木”）。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这是哈尔滨平房地区的“731”细菌工厂残迹。

日军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最初主要是为了检验和改进细菌武器的效能，后来扩大到进行各种杀人方法的实验研究，其种类繁多，手段残忍至极，包括活人解剖、病菌疫苗注射、毒气和毒剂实验、电气实验、染病疫饮食实验等等。据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发现的《731部队的实验报告》记载，为了观察测定细菌武器包括化学武器的杀伤效能，731部队常常把“马鲁大”绑缚在野外的靶场上，让他们承受飞机、大炮投下或发射的细菌弹、化学弹的攻击，甚至向其直接释放携有病菌的跳蚤或毒气等。

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731部队及其各分支部队通过“活体实验”残害的抗日志士与无辜居民的数目，至今也难以确定。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每年都有不下600名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第一部的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大批的犯人，这些犯人都被关在监狱内的两座房屋里……1940到1945年间，在这个杀人工厂中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在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

为了给731部队的“活体实验”提供大量的“马鲁大”，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在1938年1月26日曾颁布了第58号文件，要求日军驻中国东北各地的宪兵队把秘密捕获的中、苏、朝等国抗日志士及一般平民，在审讯后不经过司法部门，而是在取得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的批准后直接押送到731部队，用作活体解剖或活体细菌实验的材料。这就是名为“特殊输送”的罪恶制度。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把“特殊输送”这一罪恶制度扩大到中国内地各省。20世纪末，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档案中，都发现了当年“特殊输送”的资料，涉及数百人。这些档案资料，是日本侵略者犯下残暴罪行的铁证。

实施细菌战，是日军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细菌战始终是日军的重要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

日军的细菌作战，一般是由关东军731部队为主体，由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细菌战部队予以配合。作战所使用的细菌，主要是由731细菌战部队制造的霍乱、伤寒、鼠疫、炭疽、白喉、痢疾等菌种。这些细菌由于是在人体实验基础上培养而成的，具有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杀伤力大等特点。

日军在细菌制造工厂内，用活人进行活体细菌实验。

1940年7月，根据日军大本营颁布的“大陆指”第690号，石井四郎亲自率领一支细菌战部队“远征”华中地区，参加对浙江省宁波、金华等地区的作战，并将这次细菌战称为“特种瓦斯试验”。当时，731部队携带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大部分通过播撒器从飞机上撒布到河流、湖泊等水源地和居民区中，在当地引起了流行性鼠疫的蔓延，其范围包括金华及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以及宁波、衢县地区。这些地区的大量居民受到传染，当时直接患病的居民有数千人，死亡数百人。

1941年夏，731部队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奉命率领一支100余人的细菌战部队前往湖南省常德地区配合日军作战，携带了50多公斤鼠疫细菌。这支细菌战部队在常德城一带从空中撒布染有鼠疫菌的棉絮、破布、谷麦以及跳蚤，立即引起该地区鼠疫流行。被感染地区从市区扩散，进而流行到市郊的桃源、澧县等地。由于鼠疫流行，当地居民染病死亡惨重，有的甚至全家死亡。据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6年11月至2002年5月的调查，此次由日军细菌战所引起的鼠疫大流行，至少使7600人死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扩大细菌战作战。1942年的“保号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将华中与华南的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昆明等地列为细菌战的攻击目标。在5月至9月的浙赣作战中，细菌战部队使用了石井四郎发明的新式细菌播撒器，在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配合下，通过飞机播撒炭疽热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等。这次细菌战导致当地陆续发生鼠疫大流行，大批人员死亡。浙江省义乌县崇山村只有380多户人家，而被鼠疫传染而死去的就有320多人，30多户全家死绝。在这次细菌作战中，石井四郎还把细菌战骨干派到设在南京的两座中国战俘营，把含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战俘，然后把吃过这种大饼的人释放出去，借此传播疫病，大量杀害中国人民。此外，日军还把含有伤寒菌的饼干故意丢在墙角、树下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让人们误食而感染伤寒。

在云南地区，日军派出27架飞机于1942年5月4日轮番轰炸保山县，并对保山、昆明等地实施霍乱细菌战攻击，在滇缅公路沿线的水沟、水井、水池等处投放霍乱病菌，导致云南58个县（市）霍乱暴发流行。两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万余人。1944年秋至1945年3月，滇西日军面临彻底失败时，再次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于芒市、遮放、梁河、腾冲等地投放鼠疫菌，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至1953年。

1945年8月，731部队为了逃避罪责，炸毁了全部设施，销毁了几乎所有实验用品和资料，并将关押在监狱中的数百名“马鲁大”秘密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