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文化阵地从未失守（3）

文化是锋利的匕首，也是尖锐的投枪。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41年开始，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四届。其间，郭沫若“曲线救国”，创造性地用历史剧的形式“借古讽今”。他陆续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剧，都圆满完成了周恩来所要求的“克敌制胜”的作用。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借太平天国洪宣娇之口说出“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时，观众中立即引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中《雷电颂》，借屈原之口控诉：“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呀!”这部剧所鼓动的热烈情绪，很快在民众间迅速流传。

炮声远去，记忆悠长：

民族较量，当守住文化之根

卢沟桥炮响之后，配合着日军的武力侵略，日本“思想灭华”、“文化灭亡”的野心也昭然若揭，试图消灭中华文化、从而毁灭中国精神。与正面激烈交锋的战场相比，看不见的中华文化保卫战同样深沉悲壮。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就开始有计划地摧毁着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机关。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并叫嚣，“如果炸毁的只是闸北的几条街，中国人一年半载就能把它修复起来；只有炸毁了商务印书馆这样重要的文化机关，它将永远不能恢复！”道理很简单：要想灭掉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必须先毁掉它的文化之根。

文化保卫战最迫切的，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中国文人带领着大批科研机构，向昆明、成都、重庆一路迁徙。故宫文物，顶着大轰炸、失火、盗贼等重重险境南迁，损失甚微。浙大校长竺可桢带领着上千名浙大师生，在烽火中“驮”着一个大学，历经四次迁徙，保存文化血脉。夫人病逝，幼子夭亡，他埋葬了他们，继续向前。

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的隆隆炮火中，文人们用不同的选择诠释着爱国。不管是哪一种选择，对于这些文人来说，都经历着生死的威胁、气节的考验。

在重庆市档案馆里，研究员唐润明向记者出示了当时的一批名人手札。其中一份郭沫若写给当时重庆社会名流的书信，邀请他们晚上来看戏。“这封邀请函也是一封委婉的募捐信。”被当时推为文人领袖的郭沫若，为了抗战募捐四处奔波、费尽心血。为尽好“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职责，老舍硬逼着自己抛弃文人习气，“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为了抗战，他必须挺身而出。八年抗战，文化阵地从未失守。他们，虽然是柔弱的文人，但却用不屈的脊梁，强悍地拱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