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引领大国经济，需要坚毅的定力和勇敢的担当，更需要驾驭全局的战略智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果断准确地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引领我国经济迎接新机遇、迈上新征程、走向新时代。

一、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只有科学认识新常态，才能更好适应新常态，自觉引领新常态。

1.新常态形成的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互相作用的结果，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外部因素影响：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拖累效应影响，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结构调整之中。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但这种机遇更多地表现为倒逼的压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化压力为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提质、增效、升级

内在条件变化：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转换是由内在条件决定的。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根本原因，是由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出现新变化所导致的。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储蓄率和投资率双降，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要素成本上升，倒逼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由此，我国经济发展必然进入以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风险多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

2.新常态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

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是我国经济经历较长时期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将要进入一个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内部结构全面调整、重塑、升级和再造的必经的历史过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出诸多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速度变化。本质上说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将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低排放、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绝不仅仅是速度的变化，速度变化的背后是经济发展理念、目标追求、价值取向、发展模式、调控方式、动力机制等等一系列的调整和转变。评价体系和考核标准将从GDP一维转向经济、社会、生态、人文多维，将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结构与效益的均衡，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人文效益的统一。只有这样，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和客观结果才会从畸形到正常，从失衡到平衡，实现由粗放型增长顺利转向集约型增长。

二是结构优化。经济结构层级低、产业素质低、产品档次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顽症和痼疾，也是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根源所在。如何使我国经济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的低端和底部，迈向中高端和顶部？果断结束旧常态，积极进入新常态，就是要痛下决心，优胜劣汰，择优扶优，淘汰落后，使我国经济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低端和底部逐步迈向中高端和顶部。当然，这个转轨过程是相当痛苦的，甚至会伴随一定风险，要做出一些牺牲。风险是成长的代价，代价是成长必须支付的成本。早转争主动，越晚越被动，暂时的痛苦是为了谋求长远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只有做优做精，做大做强，我国经济才会行稳致远，不断向产业结构更高级、经济结构更合理、质量效益更好的阶段迈进。

三是动力转换。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一方面，必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奥秘和优势所在，也是新常态的一个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要重塑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发展要由原来的主要依靠要素资本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更多依靠科学技术、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的全方位创新推动，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技术资本的优化和提升来支撑。

四是多重风险。撇开变化多端、风险重重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波诡云谲的国际竞争不说，单就国内经济环境来看，由旧常态下遗留过来的资源能源困境、生态环境风险、地方债务风险、高泡沫的地产风险，以及以影子银行、地下钱庄和高杠杆率为主要特征的金融风险，在现阶段集中显现，互相关联，效应叠加，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矛盾挑战之艰巨前所未有。开启新常态，结束旧常态，就是要善于准确认识风险，理性把握风险，顺利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