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用人必须守住道德底线

齐桓公曾九合诸侯，风光无限，晚年却困厄哀哭而死，尸臭熏天，蛆虫遍地，凄惨之极。其未得善终，实是咎由自取。初始，桓公身边有竖刁、易牙、开方三人。竖刁自行阉割以取悦桓公，易牙烹调幼子供桓公品尝，开方弃卫国储君尊位，侍奉桓公15年，亲爹病故都不奔丧。桓公认为他们“爱寡人胜于爱己、爱子、爱父母”，对其宠幸有加。管仲病重，桓公前往问计国事，管仲告诫：三人“决不可近”。鲍叔牙为相时，亦力谏桓公罢斥三人。然而桓公已患“依赖症”，最终将他们召回复职。鲍叔牙愤郁发病死后，这三人露出了狰狞面目，欺侮桓公，专权朝堂，驱逐太子，大乱齐国，将霸业付之东流。

齐桓公的悲剧，在于没有看清和守住选人用人的“道德底线”。而对于选人用人，管仲眼光如炬，看得清楚：人情之重莫过于身、人情之深莫过爱子、人情最亲莫过于父母——这是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而这三人分别突破，足以充分说明他们做人上的“致命伤”，换言之就是已经够不上一个“人”了。他们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做出常人匪夷所思的牺牲，背后藏匿着见不得天日的肮脏目的。齐桓公曾是一代贤君明主，启用了管仲、鲍叔牙等贤臣干将，成就雄霸天下的大业；也为一己之嗜好和享乐，置忠言力谏于不顾，置道德底线于无视，错用奸佞小人，同历史开了一个开不起的玩笑。

齐桓公用人失误，对于我们今天的选人用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以令计划为例，在其子车祸身亡第二天，他照常参加工作会议。一些人会认为他是领导干部，具有大局意识和敬业精神，可这些在“人情之深莫过爱子”面前却难以解释得通。能够将爱子之情严密包裹起来不示于人，是因为背后有着更为重大的利益考量，是更见不得人的东西。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有的丢弃尊严，低三下四，一味献媚；有的弄虚作假，疯狂敛财，大肆贿赂；有的不顾廉耻，出卖肉体，换取上位……所有这些，无不是突破道德底线，用人格牺牲作代价去换取非法利益。道德底线一旦突破，恰如洪水决堤，再也没有拘束，再也没有什么不敢做、不能做的事了。历史的鉴戒告诉我们，对于这样的人，坚决不能选不能用。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还强调了六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底线思维”。我们在坚持好干部标准同时，也要自觉运用好“底线思维”，用“道德底线”去考察和衡量干部，看清其做人到底如何，并坚守这条底线，坚决把“缺德”“失德”“背德”“乱德”之人彻底滤除干净。为此，要强化原则意识，对于道德上不过关的，有硬伤的，坚决不能选用；要强化短板意识，对于道德素质中存在明显缺陷的，坚决不能选用；要强化边际意识，认清选任对象的不足到底是能力上的问题还是品德上的问题，区别加以对待；要强化小节意识，注意从干部身上的点滴表现中探寻其根本品质，通过跟踪小节把握发展趋势，向道德上滑坡的干部敲响警钟、亮出黄牌，让那些鬼迷心窍、利令德昏的人及早回头，规避自由落体般的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