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中看到的“三严三实”标杆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习仲勋同志的秘书张志功同志回忆习老的一本书，叫作《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该书记录了习老做人、做事、做官的生动故事，充分展现了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老人光辉的一生，曲折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同时，也让我们获知了一个践行“三严三实”的标杆。

严以修身逆境中方显信仰的力量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也知道习老是一生光辉，历经坎坷。看了之后，才深深品味到：“光辉”的深意，非常人能达到；“坎坷”的苦处，非常人能忍受。尤其是在16年逆境中所体现出来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使我震惊。仅举一个例子。

1967年1月，习老被西北大学红卫兵揪到西安批斗，交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孟德强看管，孟德强记述了习老曾两次给毛主席上书的事。第一封信是2月2日写的：

主席：

我于元月11日被红卫兵抓到西安，现住在西北大学，请转告总理，让他放心。

来西安以后，红卫兵把我武斗了两次，我的一只耳朵也被斗聋了。建国初期，我在西安工作，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西安地区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现在红卫兵把我抓到西安的大街上批斗，只能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亲属感到高兴。

最近，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很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还是“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好。

习仲勋

1967年2月2日

一个月后，即在1967年3月2日，习老又一次上书毛主席，内容如下：

主席：

最近，西安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红卫兵到处都在夺权。现在已经到了三月，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开始。红卫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种庄稼，要是让他们夺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的权，可能就会影响到全年的农业生产。建议中央发个文件，明确春耕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能夺权。

习仲勋

1967年3月2日

这两封信由孟德强誊抄留底后从西安邮局寄出，但不是直接寄给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寄给陈伯达转毛主席。为什么要通过陈伯达转？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直至“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位高权重，因此中央规定，习老和中央的联系一律由陈伯达中转。至于这两封信陈伯达是否收到，又是否转给毛主席，已无从考证。

不过，3月2日的信发出不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春耕生产期间生产队、生产大队不夺权》。是中央采纳了习老这一建议，还是巧合？这也无从考证了。

我想说的是，一位被红卫兵看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并遭到轮番批斗、身心极度疲惫的“反党分子”，此时此刻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冤情，而是“制止武斗”和“春耕生产”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无论是在顺境还是身处逆境，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为何习老能做得到？我认为这是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信仰和信念的作用，往往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逆水行舟的时候才凸显出来。

培养信仰不是修身的全部，但确实是修身的最高境界，是修身的至高点，是修身的关键。

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到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8日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所提出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深刻内涵、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