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中看到的“三严三实”标杆（2）

严以律己尤其要讲纪律、守规矩

习老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初到广东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装有空调，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耐。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指名给习老1台。他坚决不接受，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共享。

习老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们。比如对孩子进行近乎苛刻的勤俭教育。孩子的衣服和布鞋是依次“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或穿破了，补上补丁再让小的穿。姐姐穿过的衣服和布鞋，传给弟弟。由于姐姐的布鞋是花的，弟弟怕同学看到笑话，害羞不愿意穿，习老就让把花鞋染黑了穿。

习老对孩子们严格教育和管理还包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锻炼他们的意志。20世纪40年代中期，延安的一个夏日，习老在窑洞内伏案办公，习老的长子、年仅五六岁的习正宁在窑洞外的院子玩耍。忽然一阵狂风，暴雨夹着像枣子大的冰雹倾盆而下，树叶被砸得落了一地。正宁跑进窑洞躲在父亲身边。父亲看着儿子胆小害怕的样子，拉着他的手走到窑洞门口，命令他出去捡冰雹。正宁说：“雹子打人疼呢！”但他见父亲严肃认真的表情，只好抱着头迈出了窑洞。正宁从门内一露头，冰雹就打在身上，抱着头又缩回窑洞。习老就把他往外推，并大声说：“不要胆子这么小嘛！你不仅要锻炼勇敢，还要动脑筋想办法，把冰雹捡回来，又不让冰雹打着你才行啊！”说着习老拿起一只洗脸盆扣在儿子头上，自己也头顶一个脸盆，拉着儿子冲出了窑洞。冰雹砸在脸盆上“叮咚”乱响，父子俩像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战士一样，满院子跑着、喊着、叫着、比赛着捡冰雹。孩子们也许没有想到，习老要求他们从小养成不畏艰险、勇敢机智的性格，对他们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文化大革命”中，在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就是凭着这些宝贵的精神力量，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经受了种种考验。他们的坚强和优秀，是习老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习老严以律己，很重要的一点是讲纪律、守规矩。比如：他明确要求家属和孩子们不得用他的专车。在广东工作期间，一次司机去机场接人，迟迟没有回来，他就问秘书，是不是孩子们用车了？又问孩子，是不是用车了？最后司机回来，又追问司机，知道是因为飞机晚点才罢了。

守规矩，最重要的是守政治规矩。习老到广东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其中最花费他精力的是“李一哲”案。“李一哲”并非一个人，而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高中学生陈一阳、工厂工人王希哲三个人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的。经过艰苦工作，习老主持省委常委会作出决定，为“李一哲”案平反，并定于1979年2月5日在友谊剧场召开平反大会，由分管宣传的吴南生书记代表省委出席。“李一哲”给习老和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求在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场召开平反大会，二是要求习老参加平反大会，三是要求省委领导接见“李案”成员。要是这样，省委的两项决定均会为“李一哲”推翻。情况紧急，习老不顾疲劳，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首先批评“李一哲”这种做法“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给党委的紧急通令”。接着解释说，选择在哪里开会，是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至于他本人参加会议的问题，习老说，我能和你们谈这么多次，难道还不能参加你们的平反大会？主要是我的时间安排不开，要赶到肇庆去开会。对于他们要求接见“李案”所有成员以及被牵连的人，习老当即同意，表示明天就可以安排。最后，习老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已经是66岁的人了，为了处理你们的事，连续4个晚上没有洗澡了，你们要体谅老同志。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严以律己，强调讲规矩，他们本身就是严以律己、讲规矩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