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2）

二、为什么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学派”的呼唤几乎从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即开启，从未停息，尽管其名称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之间徘徊。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出现系统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古国，中华文明曾一度盛行于东亚，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呢？本文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提出十大假设，试图为这一问题提供解析。

第一，国际关系理论秉持“普世”性理念，但中国的世俗文化本质上是反“普世”主义的。

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情结源于基督教的一元神论。在西方世界，“普世”主义根深蒂固，可以概括为双重内涵：一是认为西方文明优于非西方文化的优越论；二是将自身文明装扮成全人类利益化身的“天定命运论”，即认为其自身负有推广传播的使命，而其他民族则具有欣然接受的义务。⑧受“普世”主义精神之习染，“理论”在牛津字典等西方权威字典中，被定义为“正统的学说”、“系统化的原则”或“不言自明的观点”。⑨其隐含意义是理论具有“普世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家们不免怀有将复杂国际事务最大限度抽象化的冲动。这一冲动感染了众多国际关系理论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他将世界解构为无数个无差别的同类“单元”，并视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为亘古不变、永久存在的系统。⑩只要西方文明的“普世”情结犹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终难逃脱范式化的窠臼。

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多神论与无神论并存，本质上是反“普世”主义的。中国上古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女娲”，后接受“佛祖”、“观音”，但这些都是我们神化的祖先或膜拜的图腾，中国并没有据此形成内源性宗教。在中国，神由人造，而非人由神造。诸神皆为现实英雄之化身，且必须服务于世俗目的，否则将失去存在与供养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又是无神论的。中国历代君王多信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11）即认为，所谓“神道”，不过是礼化万民的一种手段，而并非肯定神的真实存在。儒家对于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12）可见，受反“普世”主义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凸显世俗色彩与人文主义关怀。《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很明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不存在“国”与“际”的概念，遑论“国际性”了。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在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University）创立时，多数中国人依然笃信‘半部论语治天下’”。（14）

第二，中华文化如此多元，以至于没能为理论留下余地。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一语道破中华文化与理论的关系。他指出，中华文化如此强大，以至于没能为宗教留下余地。据此，笔者认为，中华文化如此多元，以至于没能为理论留下余地。

西方世界惯于使用“文明”的概念，这一概念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相对于“野蛮状态”而提出的。（15）据此，文明成为一个具有排他指向性的概念，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标准：文明的是好的，反之不文明的就是落后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P.G.Guizot）指出，“在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伟大事实中，似乎包含着两个要素，即其存在必须依赖的两个条件：社会的进步，个体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善，人类智力和能力的扩展”。（16）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将世界上的高级文化的历史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17）并断言西方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18）据此，西方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而中国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一词。中国古籍《易经》中有：“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9）以人类所造参天地之造化。中国传统哲学“人文”思想流派纷呈，曾一度出现百家争鸣之势。儒家一直在中国文化派系中占据主导，一些西方学者误称其为“儒教”，其实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以文化道德与政治伦理来倡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实现对人们行为和思想的软约束，造成了宗教的幻象。道家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流派，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0）认为“道”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性力量，拥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法则，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是无以言表的，因为我们无法用功能化了的理念去解释世界本身。此外，中国文化传统亦极大地受佛教的影响，佛家强调“宽恕”的美德，认为“若有执著，即非正见”，（21）执著于一时、一事、一域往往无法得览全局，太想拥有理论反而会陷入无理论的尴尬。总之，在中国，多元的文化思想取代了抽象的理论。

第三，中国的学习型文化有悖国际关系理论的“传教士情结”。

理论意味着创造性思维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系统化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思维创造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适量的“传教士情结”。

西方理论界，尤其是美国，怀有强烈的“天定命运”感，将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其文化价值观视做其不容推卸的责任，这种思维不仅局限于外交界，也广泛流行于民间。马克斯·韦伯（MaxWeber）十分推崇将精神世界与世俗事务合二为一的“入世的禁欲主义”，并形象地指出：“起初脱离现世而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已经掌控了这个先前被它挡在修道院和教会之外的世界。但总体而言，它保留了日常生活中天然的自发特性。现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砰地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大步迈入生活的集市，开始着手将自己的秩序渗透进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现世中的一种生活。”（22）

相较而言，中国的文化属于学习型文化，强调“博采众长”和“厚积薄发”而非“广泛传播”和“极力推进”，这些都与西方的传教士精神尤其是美国的天定命运观相违。中国历史上只经历了“西天取经”、“丝绸之路”和“百邦朝圣”，但这些都是文化的学习、交流与示范，丝毫无传教之意。即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是宣示皇室威严，丝毫无文化输出之意。《论语》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3）中国人惯于从“他者”处学习而非为“他者”提供模范。而今，孔子学院虽走出了国门，但其根本任务是继承“万世师表”衣钵在教授汉语。中华文化的本质是内敛的学习型文化，与西方的传教士精神截然不同，这构成中国学派产生的一个主要障碍。

第四，中国的国家身份处于多元变动中，在“传统中国（traditionalChina）”与“现代中国（modernChina）”间徘徊，“全球中国（globalChina）”身份不明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缺乏稳固的身份基础。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三重身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24）以此对应，今日崛起之中国，其内涵同样有三个：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

（1）传统中国：即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明孕育之文化中国，基于传统儒学之上，形成于历时数千年的封建农耕时代。

（2）现代中国：即深受革命经历影响之政治中国，以“天下”观破灭后，中国被迫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塑造的“民族国家”身份为标志。

（3）全球中国：即全球化新趋势下之经济中国，受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既坚持传统文化又包容共同价值，属于全新的国家身份。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史，传统中国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传统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缺乏对“他者”的有效关注，与理论的“普世”精神相悖。19世纪中期后，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纳入到西方国际关系之中。突然遭遇到西方的霸权，使中国顿悟到自身的落后，并从器物和制度层面打破了中式传统，在痛定思痛中迫切要求同西方接轨。及至21世纪，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新阶段。伴随“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亦在寻求自身的身份定位。如今，农耕时代和殖民时代已成为过去，但中国身份仍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间徘徊，尚未升级为“全球中国”。简而言之，中国正体验着国家身份转型的各种不适应性，这破坏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身份基础。

第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存在理论创新惰性。

路径依赖原本是经济学理论，旨在证明在规定条件下，随机变量的累积可以带来收益递增，而这种机制具有自我实现的惯性，一旦形成，便可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下去，要么进入良性循环，要么遵循原来的错误轨迹，甚至“锁定”在难以摆脱的低效状态。（25）

西方，尤其是欧洲，程序理性极其发达，政治上将民主、人权视为塑造秩序、赢得人心的手段，其理论常常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当其被介绍到中国时，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许多中国学者渴望快速成功、急于模仿西方。他们无法抵制西方理论“拿来主义”的诱惑，依赖西方的观念，学习西方的方法论，甚至欣赏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中国长久以来是在学习西方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寻求融入西方理论世界，而非建立自身的理论框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动更多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感慨。如今，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来，理论自觉意识萌生，构建独立学派的诉求日强。一些学者追溯到中国古典哲学，试图从传统文化中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生成寻求灵感。这对于中国文化理论的形成大有裨益，但单纯回溯历史无法适应今日时代之巨变，况且学者们被动学习、盲目吸收造成的对西方路径的依赖已然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惰性一时间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第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化”使其丧失主体性。

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强权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霸权的逻辑。如今，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仍是美国范式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和文明冲突论及其他支流理论无不深深烙上了美国的印记。美国学者理查德·隆沃思（RichardC.Longworth）指出，全球化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式市场经济的胜利，（26）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则坦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美国式的社会科学”，“正是美国使国际关系变成一门学科”。（27）

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范式决定了其基本特征和先天缺陷：“盎格鲁－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科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上：第一，存在国内与国际治理模式的分野。第二，从这种区别中可能导出对国家行为的长期宽泛解释。”（28）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二元化分野所蕴涵的理念是西方（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自身优越感的欣赏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29）美国在国内、国际奉行双重标准：在国内推行民主，在国际却施加强权，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均势的维护者”，而将违背自身国家利益或与自身战略文化相异的国家说成是“威胁”和“无赖国家”。可见，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体系。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深受美式研究方法之习染，体现在以下三点：（1）受美国霸权思维影响，重视研究大国而忽略小国家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2）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传统，以美国式三大主流理论为解决多数问题的万能工具；（3）美国式“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激活了传统中央帝国思维，主要关注美国问题、中国问题，很少研究中国以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国际关系的全面把握。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其本国经验的抽象与概括，无法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盲目复制将导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丧失主体性。

第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纠结于“西方化”还是“本土化”的两难困境之中。

鸦片战争（1840－1842年）打破了中国封闭自大的天朝心态，却也唤醒了许多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关注西方，思考中国，探索当东方遭遇西方时，为何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文明突然间变得如此不堪一击。自此，中国发展道路一直伴随着“西方化”还是“本土化”的论争。总体来看，有三场论战：第一场论战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当晚清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之时，一些中国“洋务派”官员见识到西方器物的先进性，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富国强兵，抵御外辱。这些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与保守中学的顽固派展开论战，并最终获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从此在中国盛行。第二场论战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封建中国之落后不仅体现于器物层面，更体现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五四运动”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反思，此后，“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中西互补”等口号被相继提出。然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本土派”最终战胜了“西化派”，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顺利中国化。（30）第三场论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即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之后，中国向世界开放，其实主要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开放后西方商品和思想意识一并涌入中国，中国面临着被“美国化”和“西方化”的风险。

这三场论战贯穿了中国近现代史，不仅涉及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更事关价值判断。这一过程见证了中国的成长，但也扭曲了中国和西方间的正常关系，改变了中式思维发展的常规轨迹。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相当程度上仍在“中国特色”和“去中国化”之间徘徊，总体上本土化色彩在增强，但长期的西方化倾向难以迅速扭转，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设任重道远。

第八，中国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实用理性特征，与西方“从事实中推寻真相”的经验主义有别。

中国人有经世致用的思维传统，较少地去空想“乌托邦”或寄希望于遥不可及的“来世”。幻想成佛成仙，皆因求长生不老之术；求神拜佛，皆因求现世之幸福与快乐。中国人较少关注“从事实中探寻真相”，而较多去想“怎样做才能达到自身目标”；不在理论上做过多纯思辨的探求与争辩，而重视如何去妥善处理实际事务；较少关注超越经验的抽象理念，而较多强调事务发展的现实意义。近代以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学者更是批判西方先验论和唯心主义哲学，这在建构主义进入中国理论视野时再次得到证实。

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亦包含着实用理性的精神。从《左传》的记载中可知，孔子时代已经兴起了无神论、怀疑论的思潮，“子不语怪力乱神”、（31）“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2）等均表达了孔子对于无神论的信仰和对于治学论政的理性态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可谓中国式理论－实践一体化思维的典型概括。中国的实用主义不仅贯穿于文化传统，亦体现在广泛的政治思想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提出实践性较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恩格斯也曾一语道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33）毛泽东同志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在每一循环的内容，相比较都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4）

总之，中国一以贯之的实用理性催生了时效性较强的外交政策理论，而非建立在难以把握的抽象假设之上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九，中国“中庸”的思维方式与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存在区别。

长久以来，西式“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理论。

在西方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自然地包含两面，所有概念都依其对立面而存在。有文明就有野蛮，有天使就有撒旦，有民主就有专制，有市场就有政府，有自由就有奴役。可见，西方人具有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同样贯穿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之中。三大主流理论的核心假设均是在极端的情况下预设的：现实主义——“人性本恶”；自由主义——“理性人”；建构主义——“任何观念均可经主观建构”。

然而，相较而言，中国的思维传统是三维而非两维的，倡导和而不同，缺乏同化差异为一元理论的冲动。《道德经》中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按照西方的二元化思维，“二”大概就可以生万物了。中华文明强调“致中和”，做事不偏不倚，适时适度，不走极端。中国通常将事物的发展分为左、中、右三部分，中间道路为左、右的融合留出了余地。不仅如此，中国人还以运动、转化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在中国的思维传统中，没有绝对的“善”、“恶”标准，善恶相行，福祸相生。即《老子》中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35）中国人认为国际事务错综复杂、种种事件相克相生，任何一种简单、线性的思维都无法将其涵盖。这导致中国人长于整体世界思维而非二元对立式思维，而二元对立式思维更有利于理论建构。

第十，中国的理论概念太过“中国化”，不利于形成普遍性理论。

中国文化是以汉字为主体的非字母文化，语义抽象，不利于形成精确的理论话语。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独立发展，几度成功内化了外来文化，以至于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国耻，中国迄今仍未从思想上走出“中西方”对立，在体用、赶超、接轨、过渡等思维中徘徊。中国学者致力于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并将其界定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对西方理论话语霸权的反弹，代表着我们理论自觉意识的苏醒。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从未听说过“美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欧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等提法。换言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词本身就反映了中国人理论自信的不足，缺乏将中国理论普遍化的意愿和勇气。

其实，这一问题本质上是谁拥有更多话语权的问题，西方还是中国？可以说，目前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不少中国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遭到西方世界的歪曲。例如，“和平崛起”的提法，我们重视“和平”，但西方世界更多地关注“崛起”；“科学发展观”，本意是指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但在西方却被翻译成“开发和利用的科学和技术”。（36）中国与西方在基本概念上缺乏起码的相互认同。而只要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不能真正地“走出去”，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就同样缺乏吸引力，即便自成一家，也不易被普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