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

一、引言

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在随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各门学科交相融合，大小学派接踵而至，主流论战高潮迭起。西方学者曾骄傲地指出，“毫无疑问，西方学界率先将国际关系理论内化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学术原则，并将世界政治的发展动力理论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找到了理解国际关系的正确路径”。①然而，近年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迅速繁殖，但其增长却是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渐进式量的积累，而并非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范式革命般的质变。②换言之，西方理论的知识体系虽在不断膨胀，但其范式革新已几近停滞。非但如此，在最近的十年中，西方既有理论亦未能有效地指引西方走出自身发展的重重危机，面临着知识与实践脱节的危险，面对后西方世界的来临其解释力亦趋下降。目前，西方理论自身也正经历着严肃的反思，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亦开始质疑理论界定的西方标准。人们开始预言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正如冷战结束后初期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所指出的，“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一样。③

“西学东渐”的渐进尾声尚未导致西方理论的痛定思痛之后的“再复兴”，却为“东学西渐”提供了舞台。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理论学界纷纷将聚光灯定焦于非西方世界，④中外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纷纷将突破西方理论范式的希望寄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⑤那么如今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做到自成一家呢？对此，我们可以从理论自信与自觉的角度予以考察。当年费孝通先生讲文化自觉，特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所具特色与未来趋向有充分的认识”。⑥然而，在全球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西方危机重重、人类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我们的理解当超越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指。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源于以中国文化为人类的发展模式提供另一种选择，源于中国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与自我创建。⑦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不仅仅是要为世界提供一种描述方式与解释路径，更是要进入自我、本我层次，达到真正的理论自信与自觉，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种思想图腾和理念支撑，实现国际关系理论西化到全球化的转变。当然，按照这一标准来讲，目前中国尚不存在系统、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究其原因，学者们多以人之长——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系来探究我之短——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国际关系理论的缺位究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相异所造成的必然悲剧，抑或是中国超越西方架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希望？本文试图超越中西方理论对比的视角，从社会文化根源这一更宏大的视角来探讨中式思维超越西方理论的十大表现，从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缺位的自我反思出发，来探寻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的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