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4）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系统仍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无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冲动——世俗社会缺乏传教士情怀；二是缺乏土壤——西方路径依赖扰乱理论发展的传统轨迹；三是缺乏动力——多元变动国家身份使内政长期主导外交，缺乏理论独立的必要激励。

近代以来，“普世”价值束缚了中国梦，西方文明窒息了理论的多元性。如今，西方世界自身仍危机重重，难以有效摆脱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阴影，面临着对自身理论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时至今日，西方有识之士也纷纷认识到，西方世界缺乏应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持久动力，主导世界五百年的西方知识体系很可能将难以为继。“普世”理论将面临被还原为理论的“普世”性，甚至还原为地方性理论（67）的危险，“普世”性的宏理论不再，文化特色理论萌动。（68）世界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再全球化”，期待着中国能够开辟出西方理论之外的“第二条道路”。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全球治理的文明视角、国家经验为中国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可能。这就是我们理论自信与自觉的根本源泉与不竭动力。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也需要世界梦，不能指望回到唐朝解决今天的东西问题、南北问题，而应像当年包容佛教那样，吸纳西方“普世”理论的合理内核，将之内化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并将其发展为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随着中国崛起从器物、制度层面向精神层面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将有望通过充分塑造“全球中国”身份的过程得以实现。概而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包括三重境界：

首先，复兴中华原生文明——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中国的文化道统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个案研究和历史佐证中应该恢复东方国际体系和中国历史的应有位置，而不是盲目西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其实是一种话语霸权，将世界简单、抽象化，以完成其国家利益的“普世”化伪装。我们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一方面，标榜着中国建立独立的理论框架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中国理论的自省与自觉，防止落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话语体系的怪圈。总之，中国学者应该恢复中国视角，保持中国特色，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寻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唯有源于中国，才能独立于世界之群；唯有源于中国，才能对世界理论做出本源性贡献。

其次，包容西方文明——摈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盲目膜拜及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依赖，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学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去西方化、去美国化，但我们也并不排斥美国梦、欧洲梦。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文明型国家，其理论应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立应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与全球治理的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的理论最终是服务于中国的，但同时也是包容他国的。因此，中国特色文化理论的建立关键是要实现文明的转型，以“中国梦”包容“西方梦”，以“中国梦”带动“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理论动力与精神公共产品。

最后，创新人类新文明——引领“后西方时代”，着眼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确立道统。“普世”价值说是西方的“先发优势”，它窒息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拥有“万法归一”的“普世”梦，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则拥有“和而不同”的大同梦。在新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梦，中国理论的诞生也无疑将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内涵。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不仅要完成自身理论自信与自觉的使命，更是要在此基础上开创各理论流派彼此承认、彼此尊重、良性共存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69）的和谐愿景。在这一愿景中，中国所追求的并非是将自身理论打造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而是追求自身文化理论的普遍化，即与其他理论或文明的相互承认以及和谐共处。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以及西方中心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新型大国关系是继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后中国又一国际关系新理念，已经体现出中国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信与自觉，其理论构建过程可能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梦的重要尝试与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