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既然是持久战,那么持久战的具体进程怎样?《论持久战》根据上述诸因素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提出中国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战略准备反攻的相持阶段;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在三阶段中,相持阶段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毛泽东分析了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说明了在相持阶段的战争状态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种种因素,指出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在这个阶段。这时,游击战将成为我方的主要作战形式。经过相持阶段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由弱变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相持阶段是中国持久抗战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段论述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为了实现持久战这一总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作战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毛泽东解释道: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我则有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在战役中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毛泽东说,这是以弱胜强必须采取的方针,是中国抗战的整个战争应当采取的战略方针。
这个持久战理论不仅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起了战略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也有重大影响。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对持久战理论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是全民族抗战的理论基础。
(三)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是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群众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疯狂掠夺、残暴屠杀的过程,经过揭露和宣传,能成为促进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激发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昂扬民族精神,掀起全民族的抗战热潮。华北危机加深之际,共产党员作家和作曲家就创作了后来成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立即成为唤起民族觉醒、激励民族精神的时代强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后,全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支援前线,参军参战的热潮蓬勃兴起。连工商界也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热烈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祖国抗战。
在日本侵略军对南京城残酷地屠杀血洗后,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到此会商国共合作具体事宜,并领导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活动”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向了高潮。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开展的大规模“献金活动”,通过宣传募捐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人们争先恐后到各个献金台献金,除纸币外,还有银元宝、金银首饰等。当时媒体形容献金的热情说:这捐献的不是钱,是中国人对敌军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武汉抗战宣传是全国抗战宣传的缩影。在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共产党地方组织也发动了各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
8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立场,利用一切宣传形式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对凝聚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起了巨大指导作用,为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奠定了深厚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引述毛泽东的话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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