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6）

（二）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阶级关系，对增强最大的抗战力量，起到了凝聚性主导作用

这首先反映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变化上。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首次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特别是对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对待抗日的态度作了深入分析。他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半年后，他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在抗战问题上分为三派：(1)右派，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3)顽固派中的左派，是可变派。我们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对左派要团结，要帮助。1941年6月下旬，他继续阐述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是根据抗日形势变化所采取的正确方针。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对“中间势力”作了深刻分析，不断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所谓“中间势力”，不仅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还包括对待抗战的态度。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强调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不做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在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过程中，中共中央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要求逐渐地扩大属于中间势力的对象范围，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将中间势力扩大为包括：地方实力派，即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各小党派；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的大部分；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和黄埔生等。他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亟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在1939年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对象，实行争取和团结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也无论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还是共同抗日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不仅对于调整国共两党关系，而且对于推动全民族共同抗日，逐渐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