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决胜，“兵要地志”在抗战初期的重要战略作用（2）

蒋介石输在了起跑线上

20世纪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国军人，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国（何应钦、阎锡山、唐继尧、何成浚等，蒋本人在预备校东京振武学校结束两年课程后未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黄埔军校旧址。

他们为中国军队带回了《步兵操典》《筑城教范》《阵中要务令》等日军的“典范令”教材，但唯独没有“兵要地理”类教范。这是因为此类在日本陆军大学才会教授的课程，作为“陆士生”（陆军士官生）是无从接触的。这一先天不足，自然也就构成了当时中国军队的先天不足。

而后来国民党成立的陆军大学设置的多达70课时的“兵要地理”课程，则是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担任陆大校长之后的事情。而此时，作为“国军”骨干的“黄埔系”早已形成。蒋介石等人未能学到的东西，他的门生们在早期黄埔军校中同样也没能学到。

黄埔军校教官合影。

此后八年抗战的事实表明，这一先天不足，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不止一篇的战争回忆文章中，都可读到当事人对中国军队自己绘制的地图的抱怨，亦能读到因缴获日军绘制的作战地图而喜出望外的描述，闻之令人唏嘘。